○秘書國史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欲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而司馬遷為太史令，細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祿閣。班斿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為蘭台令史，並典校書。曹褒於東觀撰次禮事。而安帝永國中，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鹹讀秘書，載之史傳。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卷。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椿遂良、顏師古皆為秘書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玄宗命弘文館學士元行沖，通撰古今書目，名為《群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為集賢院吏，乃得讀之。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為秘閣，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為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乾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歷》、吳竟之《唐春秋》、李煮之《宋長編》、並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曆之類，南渡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真於皇史，在朝之臣非預篡修，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是雖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于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邢？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家壁皆殘，不睹《六經》之字。鳴呼忄希矣！

○十三經註疏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雲《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為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雲《九經》，並《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玄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玄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歧注，皆漢人。《易》則王粥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梁》則范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布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令直講崔頤正、孫、崔等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今人但知《五經正義》為孔穎達作，不知非一人之書也，《新唐書》穎達本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判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監本二十一史宋時止有十六史，今則並宋、遼、金、元四史為二十一史。但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罕，故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國於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跡粲然於人間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為群拜紀。”此《三國志·陳群傳》中事，非為隱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當為絕群耳。”不知紀群之為名，而改“紀”為“絕”，又倒其文，此已可笑。

又如《晉書·華譚傳》未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題，而再以“淮”字起行。《齊王同傳》末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同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唐書·李敬玄傳》末附敬玄弟元素，今以敬玄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以彰大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柵笑乎？《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婿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鄉射禮》脫“士鹿中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屍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充饋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金台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人謂之學祖，以供師生廩餼，余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為之，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六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只以供饋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非難也。而書之已為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群書亦當並訂。此非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

《舊日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澀，當兼二書刻之，為《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張參五經文字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鍾，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為說日以鑿矣，大曆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玄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向無板本，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並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為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並及字書中泛博之訓。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別字《慢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為此字，而誤為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

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梭序》：“紹興二年玄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而改為“牡丹”。凡萬曆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三朝要典《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好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讀宗廟，脾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奸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招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啟中，篡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兩收而並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照物，無所逃其形矣。偏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為，繼此之為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幀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

○密疏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啟事，自有記注。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捨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對，得自其家，未足為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為無理。自萬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啟以來，讒慝弘多，嘖言彌甚。予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為奮筆之文，追遺議於後人，侈先見於前事，其為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章奏之冗濫，至萬曆、天啟之間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精圖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命內閣力貼黃之式。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過百字，粘附犢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札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

○記注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蘇冕言：“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大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註記，政事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

《舊唐書·姚躊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始也。”

○四書五經大全自朱於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真氏，名日《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乃仿而足之，為《四書附錄入像有蔡氏《四書集疏》，趙氏《四書篡疏》，吳氏《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溢，於是陳氏作《四書發明》，胡氏作《四書通入而定字之門人倪氏合二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自永樂中命儒臣篡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外誤。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謹《詩傳通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往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

○書傳會選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問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大左鏇，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高宗肜日》謂“祖庚繹於高宗之廟”，《西伯勘黎》謂是武王，《洛浩》“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皆不易之論。

每傳之下系以經文及傳，《音釋》乾字音、字型、字義辯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證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為此書者皆自幼為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尚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並《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為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內典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夕外，亦有體用之分，然並無用心於內之說。自老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為此先王所從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人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有以動乎世人之慕向者。六朝諸君子從而衍之，由清淨自在之說而極之，以至於不生不死人於涅，則楊氏之為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說而極之，以至於普度眾生，超拔苦海，則墨氏之兼愛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佛氏乃兼之矣。其傳浸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為內典。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緇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黃氏日鈔》云：“《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載尹氏曰：‘曾於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撣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裡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人去。今傳於世者，皆外人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注中去此一條。”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為外家，是以《六經》為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舉圖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謂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心學《黃氏日鈔》解《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並其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為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葵九峰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並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為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為傳心之要，而禪學者藉以為據依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為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

《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

《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即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旦晝之所為有牿亡之者矣。

唐仁卿答人書曰：“自新學興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學也則心而已矣。元聞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即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學而遺心，孰若執事責以不學之易了，而元亦可以無辭於執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又已‘終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門諸子，日月至焉，夫子猶未許其好學，而況乎日至未能也，謂之不學可也。但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邪？禮邪？事邪？抑心之謂邪？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即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禮，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昨也，謂之不學可也。”又曰：“孳革為善者心，孳孳為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為學也。以心為學，是以心為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即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是。我所病乎心學者，為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為心障與！”

《論語》：“仁者安仁。”集註：“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訁是天之明命。”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

○舉業林文烙《福州府志》曰：“余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為余言林尚默，方游鄉序，為弟子員，即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雲。然考其時，試諸生者則楊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耳，而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為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工德末，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低傳汪，殆不啻棄髦矣。由是學者悵悵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或主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己不能自必，況於人平？嗚呼！士之懷瑾握瑜，范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哉！是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真。士附其門者皆取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始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徽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嗚呼！制舉業中始為禪之說者，誰與原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為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人制舉業也。其徒龍溪、緒山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人制舉業也。龍溪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考矣。衡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則今之為此者，誰為之始與？吾姑為隱其姓名，而又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為舉業之偏者自斯人始。嗚呼，降而為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深相去已遠矣，又況附會以援儒人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論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此援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陰詆程、朱。”坊刻中有偽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彝正，不始於伯安矣。況前人作破亦無此體，以其為先朝名臣而借之耳。

○破題用莊子《五經》無“真”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大宗師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系傳曰：“真者，仙也，化也。從匕，匕即化也。反人為亡，從目從匕，入其所乘也。”以生為寄，以死為歸，於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真經”，皆本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為對。李斯《上秦王書》：“夫擊瓮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韓信請為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又更東垣曰“真定”。竇融《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奸偽之人。”而與老、莊之言真亦微異其指矣。宋諱“玄”，以“真”代之，故廟號曰真宗。玄武七宿改為“真武”，玄冥改為“真冥”，玄挎改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玄經》為“太真”，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為主考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海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始明以《莊子》之言人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彗星掃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為赤血矣，崇偵時，始申舊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經之字，搖筆輒來，正如康崑崙所受鄰舍女巫之邪聲，非十年不近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而其為書，猶有所謂“無極之真”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

《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若夫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真知。

○科場禁約萬曆三十年三月，禮部尚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辟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此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浸淳，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為空，以空為實。以名教為桎梏以紀綱為贅疣。以放言高論為神奇，以盪軼規矩、掃是非廉恥為廣大。取佛書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既為舂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為榛莽。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對學必不明，世運必不勱。即能實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為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聖主執中建極，群工一德同風，世運之流未知所屆。”上曰：“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是非，盪棄行檢，復安得節義忠孝之士為朝廷用？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開列條款奏來。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此稍為釐正，然而舊染既深，不能盡滌；又在位之人多以護借士子科名為陰德，亦不甚摘發也。至於未年，詭僻彌甚。

新學之興，人皆土苴《六經》，因而不讀傳注，崇幀三年，浙江鄉試題“義用明俊民用章”。上文“歲月日時無易”，傳曰：“不失其時也。”第三名龔廣生文，誤以為歷家“一日十二時”之時，而取冠本經，刻為程文。九年，應天鄉試題“‘王請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內有“以遏祖莒”，注曰：“‘莒’，《詩》作‘旅’，眾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誤以為《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聞磨勘。詔令之不行至此。

○朱子晚年定論《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大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里者，以為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為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為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慢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為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八則以為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雲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為‘舊’字，卻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為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為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為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悟，揆之於理，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為：‘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為不明；而卷未一書，提綱振領，尤為詳盡。竊以為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為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為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為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豪厘之不同者為祟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為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以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雲，釋氏亦每言之，豪厘之差正在於此。即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為非，而以墮此科臼為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為多事，其可乎哉？東陳建作《學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為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氵方《對江右六君子策》乃雲‘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併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為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於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為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

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鹹信之，而莫能察也。

昔裴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人主。陸亘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為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為支離，為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為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為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尚書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為泰州、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為顏山農，再傳而為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一傳而為何心隱，再傳而為李卓吾、陶石簣。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為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蘇志》言姚榮國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為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

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當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為江河，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履霜堅冰之慮。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李贄《神宗實錄》：“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疏劾李贄：‘壯歲為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為智謀，以李斯為才力，以馮道為吏隱，以卓文君為善擇佳耦，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不毀。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游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摟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士大夫亦有誦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為律戒；室懸妙像，以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為麻城之續，望敕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布政司，將贄刊行諸書，並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毀，無令貽禍後生，世道幸甚！’得旨：‘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拿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毀，不許存留。如有徒黨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已而贄逮至，懼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於李贄，然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於人間自若也。天啟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毀，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

○鍾惺鍾惺字伯敬，景陵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啟初，任福建提學副使，大通關節。丁父憂去職，尚挾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即路。巡撫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踰閑，《五經》掃地。化子衿為錢樹，桃李堪羞；登駔儈於皋比，門牆成市，公然棄名教而不顧，甚至承親諱而冶遊。疑為病狂喪心，詎止文人無行！”坐是沈廢於家。乃選歷代之詩名曰《詩歸》，其書盛行於世。已而評《左傳》，評《史記》，評《毛詩》，好行小慧，自立新說，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論者遂忘其不孝貪污之罪，且列之為文人矣。

余聞閩人言，學臣之鬻諸生自伯敬始。當時之學臣，其於伯敬固當如茶肆之陸鴻漸，奉為利市之神，又何怪讀其所選之詩。以為《風》、《騷》再作者耶？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

舉業至於抄佛書，講學至於會男女，考試至於鬻生員，此皆一代之大變，不在王莽、安祿山、劉豫之下，故書其事於《五經》諸書之後。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竊書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為古人，張霸《百二尚書》、衛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為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雋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雋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為鈍賊何辭！《舊唐書》：“姚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篡》多為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為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吾讀有明宏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為己說者也。

○勘書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當作‘’。”“‘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讎勘，豈不為大害乎！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復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三輔決錄》：“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人，為往來之徑。”今誤作“金槌”，而又改為“椎輪”。唐閻朝隱《送金城公主適西著詩》：“還將貴公主，嫁與亻辱檀王。”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亻辱檀”。今誤作“耨檀”，而又改為“褥氈”，比於“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

《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

○改書《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浸不正。”是知穿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行賂改蘭台漆書，以合其私者矣。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偽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偽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脾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其時廢中宗為廬陵王，而立相王為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為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嘆，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為“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後有四子，長曰太子宏，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後方圖稱制，乃鳩殺之，以雍王賢為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台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後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後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以為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為“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易林《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托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

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陽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床”，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逾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