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用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為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糹強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糹強百萬。”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圜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谷、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谷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征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以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有潢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為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為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熟與足？”古人其知之矣。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義讎斂，鹿台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系《易》，曰：“渙，王居無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為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為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中，蘇轍為戶部侍郎，則言：“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以為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繹》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余以戊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即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為余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為方伯，止四十萬；今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雲浙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余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間東倭西孛，所用於二帑者逾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曆時事如此。至天啟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啟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敉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誠，足為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餉之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尚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財止有此數，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余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余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余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余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余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余銀約有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范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楊國瑞亟委廉乾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委法徇私，必須殫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為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內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為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其歸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於加派；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訖於亡。由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於范濟世，成於魏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由來矣。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為一身，中外之為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

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征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言利之臣《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者，為其必至於害民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聖祖不肩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自萬曆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為意與？

《新唐書·宇文韋楊王列傳》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艷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釒共、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娼，以想屠滅，四族皆覆，為天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嗚呼，芮良夫之刺厲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車覆而後不知誡，人臣以喪其軀，人主以忘其國，悲夫！

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為，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群推之以為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於是錢穀之任，榷課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禮義淪亡，盜竊競作，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後之興王所宜重為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莫先乎此。

○俸祿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祿。《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議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七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三萬，畿縣、上縣薄尉二萬。玄宗天寶十四載，制曰：“衣食既足，廉恥乃知。至如資用靡充，或貪求不已，敗名冒法，實此之由。輦轂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員官，今後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閣、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為常式。”而白居易《為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昔楊綰為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為奸，受取賕賂，以自共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余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群臣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此之謂矣。

前代官吏皆有職田，故其祿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為廉。如陶潛之種秫，阮長之之芒種前一日去官，皆公田之證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已，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是國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其數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其數復視前代為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

《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氵熒，奏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每石減舊數，折鈔一十五貫。以十分為率，七分折與官絹，每匹準鈔四百貫；三分析與官綿布，每匹準鈔二百貫。從之。氵熒初建議，與少師蹇義等謀，義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之。’氵熒初欲每石減作十貫，聞義等言，乃作十五貫。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

《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云：“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匹。”後雙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是十石之米折銀僅三錢也。蓋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統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乞敕廷臣會議，量為增益，俾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污，懲之無赦。”事下行在戶部，格以定製，不行。

《北夢瑣言》：“唐畢相諴家本寒微。其舅為太湖縣伍伯，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日，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為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為宰相邪？’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俗為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嘆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台皂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留人。”誠清吏之本務。謂貪澆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真不知治體之言矣。○助餉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群臣百姓這有，然後群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舊唐書·柳渾傳》：“渾為宰相，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侄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聽宰相之方，不受伯強之獻，後之人群可以思矣。王明清記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用稍集，卻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嗟夫，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渡也與？

江武尊卜式，以風天下，猶是勸之以爵。今乃怵這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門曰“此房實賣”，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書》言後主之世，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

賊犯京師，史公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軍餉告絀，乃傳檄募富人出財助國。其略曰：“親郊乃雍容之事，唐宗有崇韜；出塞本徼幸之圖，漢武尚逢卜式。”桐城諸生姚士晉之辭也。然百姓終莫肯輸財佐縣官，而神京淪喪，殆於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雖多財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黃金者，有司以進於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無謂也。”命歸之民。天啟初，遼事告急，有議及捐助者，朝論以為教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晉請靈鷲廢寺所存男畝變價助工。奉旨：“詹以晉垂涎賤價，規奪寺業，可削籍為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男有變佃為民業者，責令贖還本寺，以為言利錙銖之戒。”以權奄之世，而下有此論，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猶存矣。

○館舍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舊創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為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

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也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廢具舉者以此。

○街道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於效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而又有遂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卜陳靈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傾危，塗潦遍於效關，污穢鍾於輦轂。《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卷言顧之淋焉出涕。”其斯之謂與？《說苑》：“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這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知其勤民也。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清止絕車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

○官樹《周禮·野廬氏》：“比國效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單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樹，以記里至以蔭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如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來游。固已宣美風謠，流恩後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翦之思，民鮮侯旬之芘矣。《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並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後周書·韋都寬傳》：“為廢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種城內六街樹。《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這政也人矣。

○橋樑《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今幾甸荒蕪，橋樑廢壞，雄莫之產，秋水時至，年年隱絕，曳輪招舟，無賴之徒籍以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況於邊陲之遠，能望如趙充國治湟狹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五代史》：“王周為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樑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栗為治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所愧也。○人聚太史公言：“漢文帝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劉寵為會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見吏，龐眉皓髮之老未嘗識郡朝。史之所稱，其遺風猶可想見。唐自開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內昇平。元稹詩云：“戍煙生不見，村豎老猶純。”“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曆以後，四方多事，賦役繁興，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給。元結作《時化》之篇，謂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邸。此唐之所以衰也。予少時見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見官長，安於畎畝，不至城中者。泊於末造，役繁訟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諺，已而山有負隅，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園，徙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訴在之人，悉至京師，輦轂之間易於郊垌之路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五十年來，風俗遂至於此，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無恆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謠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恆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為，四海少事。郡縣之人其至京師者，大抵通籍之官，其僕從亦不過三四，下此即一二舉貢與白糧解戶而已。蓋幾於古之所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彼其時豈無山人遊客於請公卿，而各挾一藝，未至多人，衣食所須，其求易給。自東事既興，廣行召募，雜流之士哆回談兵，九門之中填馗溢巷，至於封章自薦，投匭告密，甚者內結貂當，上窺顰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興言及此，每輒為之流涕。

欲清輦載之道，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

○訪惡尹翁歸為右扶風，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具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藉此為罔民之事。矯其敝者乃並訪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

《傳》曰：“子產間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鴿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說苑》：“董安於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日信、曰敢。’董安於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今。’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於曰：‘此三者足。’”

《鹽鐵論》曰：“水有扁狙池魚勞，國有強御齊民消。”

○盜賊課《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為盜賊課，而為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敝為山陽太守，遼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久處閒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為郡內清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寬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群起，遣繡衣之使持斧斷斬於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於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纏，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恢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禁兵器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彎鎧，徙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叉、搭鉤、柔刃之類皆禁絕之，尋而海內兵興，隕身失國。元世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撾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人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已，括三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順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群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薄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御。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鼙。”鳴呼！“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既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宏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丘壽王難之，以為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字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彎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為善，保家之道，則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適足以夸國俗之強。”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水利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曆以至鹹通，猶皆書之不絕於冊。而今之為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義焉得而無水旱乎？崇幀時，有輔臣徐光啟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雨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木也。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後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著於齊人，枯濟徵於王莽，古之通津巨讀，今日多為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劃門縣，今之河津也。北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門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壚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人，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即漢時河東太守番系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競以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俊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姜師度為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鑿徑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為。頃職大農，首開溝恤。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款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為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恤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吹澮連屬，由來榛棘之所，遍為亢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為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來別人作主，亦量準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者，準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言，為建功立事之本。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零婁之野，莊知其可以為令尹也。魏襄王與群臣飲酒，王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民田。”則指此為西門豹所開。為人君者，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無叔敖、史起之臣矣。

《漢書》：“召信臣為南陽太守，為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六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破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此聖祖勤民之效。

○雨澤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蓋古者龍見而雩，《春秋》三書“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視為不急之務。永樂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為。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封進，朕親閱焉。”鳴呼，太祖起自側微，升為天子，其視四海之廣猶吾莊田，兆民之眾猶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當時長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詣闋自陳。後世雨澤之奏遂以寢廢，天災格而不聞，民隱壅而莫達，然後知聖主之意有不但於祈年望歲者。民親而國治，有以也夫。

○河渠黃河載之《禹貢》，東過洛、肭，至於大丕；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人于海者，其故道也，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矩野，通於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為害幾及千年，《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爍。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跡，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于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廟堂之議既視其奪者以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為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關也。

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讀視諸侯。謂之讀者，獨也，以其獨人于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讀。”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讀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人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請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人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客群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為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丕以下，分播契約，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懷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懷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鏇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人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日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時，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日所處之勢難於禹。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日所求之功大於禹。繇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為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至於今日，而決溢之災無歲不告。嗚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瀦。水之性合則沖，驟則溢。故別而疏之，所以殺其沖也，“又北播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節其溢也，“大野既瀦”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為暴，然後鍾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興矣。今也不然，堤之、障之、逼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不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於原隰之間，固無怪其然也。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並趨一道，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泄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瀕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爍者，將在今淮、泅之間。”而生民魚鱉之憂殆未已也。

河政之壞也，起於並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汗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為害。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又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堤。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於池多為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為害。”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東巨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為川浸矣，近有一壽張令修志，乃雲梁山爍僅可十里，其虛言八百里，乃小說之惑人耳。此並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書生之論，豈不可笑也哉！

陸文裕《續停驂錄》曰：“河患有二，日決、日溢。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為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仿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按文裕之意，即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賈讓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決，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了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眾多之口，而創非常之原者哉。

平當使領河堤，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堤防壅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後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浚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堤、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訪，首言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鯀也，非其人之願為鯀，乃國家教之使為鯀也，是以水不治而彝倫敦也。

因河以為槽者，禹也。壅河以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日河防。聞之先達言：天啟以前，無人不利於河決者。侵克金錢，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於游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其不利者，獨業主耳。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於是頻年修治，頻年衝決，以馴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國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責哉。

不獨此也。彼都人士，為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於公卿大夫，真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為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