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奧，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支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朋友夫婦兄弟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蒞官理國，牧民御眾；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為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統，而顯微無間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塗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為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為學，講明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則吉，悖之則凶。蓋皎然易知而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離乎常行日用之外，別自為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