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元錫字汝極，號潛谷，江西南城人。年十三，從黃在川學，喜觀經史，人以為不利舉業，在川曰：“譬之豢龍，隨其所嗜，豈必膏粱耶？”年十七，即能行社倉法，以惠其鄉人。聞羅近溪講學，從之游。繼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明此學，遂欲棄舉子業。大母不許。舉嘉靖乙卯鄉試。志在養母，不赴計偕。就學於鄒東廓、劉三五，得其旨要。居家著述，成《五經繹函史》。數為當路薦舉，萬曆壬辰，授翰林待詔，府縣敦趣就道。明年，辭墓將行，以七月十四日卒於墓所，年六十六。

時心宗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桎梏也。”先生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每日晨起，令學者靜坐收攝放心，至食時，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為覺悟之。先生之辨儒釋，自以為發先儒之所未發，然不過謂本同而末異。先儒謂：“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又曰：“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先生之意，不能出此，但先儒言簡，先生言潔耳。

論學書

近世心宗盛行，說者無慮歸於禪乘。公獨揭天命本然純粹至善為宗，異於諸法空相；以格物日可見之行，以有物有則為不過物之旨，異於空諸所有。此公深造獨得之旨，而元錫竊自附於見知者也。今改而曰：“盪清物慾。”竊以為，物不可須臾離。誠者，物之終始，內而身心意知，外而家國天下，無非物者，各有其則。九容、九思、三省、四勿皆日用格物之實功，誠致行之，物慾自不得行乎其中，此四科、六藝、五禮、六樂之所以教也。

《曲禮》稱：“敖不可長，欲不可縱。”敖欲即物，不可長不可縱，即物之則，不長敖縱慾，即不過乎物則。去欲固格物中之一事。（以上《復許敬菴》）

心之著於物也，神為之也。心之神，上炎而外明，猶火然，得膏而明，得薰而香，得臭腐而羶，故火無體，著物以為體。心無形，著物以為形，而其端莫大於好惡。物感於外，好惡形於內，不能內反，則其為好惡也作，而平康之體微。故聖門之學，止於存誠，精於研幾。幾者，神之精而明，微而幽者也，非逆以知來，退以藏往，未之或知也。孔門之論性曰“至善”，論幾曰“動之微”，言好惡不作，則無不康也，無不平也。神疑而定，知止而藏，又何感應之為累矣。夫浮由氣作，妄緣見生者也。氣之善者十之五，見之善者十之三，神為氣揚，知隨見流，譬諸觀火乎，目熒熒而心化矣。故神不浮則氣歸其宅，見不執則知反其虛。古人所以日兢兢於克己、舍己、擇中、用中，而不能自已也。（《報萬思默》）

古學平易簡實，不離日用，“誠明”二字，實其樞紐。近里著己，時時從獨覺處著察，俾與古人洞無間隔。

承諭“學不分內外寂感，渾然天則”，此極則語。第雲“默自檢點，內多遷移，雖吾丈檢身若不及之誠，而以真性未悟，真功未精為疑，定猶惑於近學。謂‘一悟皆真’，亦紐於故學，為功深始得耶？”又云：“過此一關，想有平康之路，似猶懸臆。”竊意平康之體，即所謂無內外寂感，渾然無間，近在目前，不可得離者。而人心之危，無時無鄉，即在上聖，猶之人也，則心猶之人，何能無遷移過則矣乎？惟在上聖，精一之功，一息匪懈，而所為學者，又精之一之，無一息離乎平康正直之體，故內外寂感，渾然一天，才有流轉，自知自克。此古人所以死而後已者也。一息懈者肆矣，安肆日偷，於平康之則遠矣。則平康實際，固非可一悟皆真，平康本體，又豈緣功深而得耶？（以上《寄王秦關書》）

昔東廓先生以先公墓表詣陽明公，而虔州夜雪，渙然仁體，以為世儒宗。今我公以先公墓石詣敬菴公，而苕溪暑雨，淪浹深至，當必有相觀一笑者。（《答張親屏書》）

辱諭又復於儒釋異同之辨，開示覺悟，厚幸，厚幸！自釋氏之說興，而辨之者嚴，且千數百年於此矣，則聖學不明之過也。聖學之不明者，由於不擇而不精。彼其為道，宏闊勝大，其為言，深精敏妙；其為實，日用平等；其為虛，交融徧徹；其為心，十方三界；其為教，宏濟普度。漢拾其苴，晉揚其瀾，入唐來，遂大發其窔奧。世之為儒學者，高未嘗扣其閫奧，卑未嘗涉其藩籬。其甚者，又陽攻其名，而陰攘其實。宜拒之者堅，而其為惑，滋不可解也。是故昌黎韓子推吾道於仁義，而斥其教以為不耕不蠶，不父不君，有衛道功矣。考亭朱子則謂“以粗而角精，以外而角內，固無以大厭其心也。”至其卓然自信於精一不惑者，代不數人，而約之數端。有以為主於經世，主於出世，而判之以公私者矣。有以為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虛，而判之以虛實者矣。有以為釋氏本心，吾儒本天，而判之以本天本心者矣。有以為妄意天性，不知範圍天用，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而誣之以妄幻者矣。有以為厭生死，惡輪迴，而求所謂脫離，棄人倫，遺事物，而求明其所謂心者矣。是舉其精者內者，以剖析摘示，俾人不迷於所向，而深於道者，亦卒未能以終厭其心也。夫聖人之學，惟至於盡性至命，天下國家者，皆吾性命之物，修齊治平者，皆吾盡性至命中之事也。不求以經世，而經世之業成焉，以為主於經世，則有意矣。佛氏之學，惟主於了性明心，十方三世者，皆其妙覺性中之物，慈悲普度者，皆其了性命中之事也。無三界可出，而出世之教行焉，以為主於出世，則誣矣。吾儒理無不實，而“無方無體”，《易》實言之：“無聲無臭”，《詩》實言之。則實者，曷嘗不虛？釋氏理無不虛，而搬柴運水，皆見真如，坐臥行住，悉為平等，則虛者，曷嘗不實？釋氏之所謂心，指夫性命之理，妙明真常，生化自然，圓融遍體者言之，即所謂天之命也，直異名耳，而直斥以本心，不無辭矣。夫其為妙明真常之心也，則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皆變化出入於其間，故以為如夢如幻，如泡如影，而其真而常者，固其常住而不滅者也。豈其執幻有之心，以起滅天地，執幻有之相，以塵芥六合也乎？其生死輪迴之說，則為世人執著於情識，沈迷於嗜欲，頃刻之中，生東滅西，變現出沒，大可憐憫，欲使其悟夫性命之本，無生死無輪迴者，而拔濟之，為迷人設也。其棄人倫、遺事物之跡，則為世人執著於情識，沈迷於嗜欲，相攻相取，膠不可解，故群其徒而聚之，令其出家，以深明夫無生之本，而上報四恩，下濟三塗，如儒者之聚徒入山耳，為未悟人設也。至於枯寂守空，排物逆機，彼教中以為支辟；見玄見妙，靈怪恍忽，彼教中以為邪魔，而儒者一舉而委之於佛。彼方慈憫悲仰，弘濟普度，而吾徒斥之以自私自利；彼方心佛中間，泯然不立，而吾徒斥之以是內非外。即其一不究其二，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彼有啞然笑耳，又何能大厭其心乎？乃其毫釐千里之辨，則有端矣。蓋道合三才而一之者也，其體盡於陰陽而無體，故謂之易；其用盡於陰陽而無方，故謂之神。其燦然有理，謂之理；其粹然至善，謂之性；其沛然流行，謂之命。無聲無臭矣，而體物不遺；不見不聞矣，而莫見莫顯。是中庸之所以為體，異教者欲以自異焉而不可得也。聖人者知是道人之盡於心，是心若是其微也。知此而精之之謂精，守此而固之之謂一，達此於五品、五常、百官、萬務之交也，之謂明倫，之謂察物。變動不拘，周流六虛矣，而未始無典常之可揆；成文定象，精義利用矣，而未始有方體之可執。故無聲無臭，無方無體者，道之體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有所增，是以能立天下之大本。有物有則，有典有禮，道之用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有所減，是以能行天下之達道。立大本，行達道，是以能盡天地人物之性，而與之參。《易》象其理，《詩》、《書》、《禮》、《樂》、《春秋》致其用，猶之天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四時百物，自行自生也。故窮神知化，而適足以開物成務，廣大悉備，而不遺於周鏇曲折，幾微神明，而不出於彝常物則，三至三無而不外於聲詩禮樂。上智者克復於一日，夕死於朝聞，而未始無密修之功。中下者終始於典學，恆修於困勉，而未始無貫通之漸。同仁一視，而篤近以舉遠，汎愛兼容，而尊賢以尚功。夫是以範圍不過，曲成不遺，以故能建三極之大中。釋氏之於此體，其見甚親，其悟甚超脫敏妙矣。然見其無聲臭矣，而舉其體物不遺者，一之於無物；見其無睹聞矣，而舉其生化自然者，一之於無生。既無物矣，而物之終不可得無者，以非有非無，而一之於幻妄；既無生矣，而生之終不可得盡者，以為不盡而盡，而一之於滅度。明幻之為幻，而十方三界，億由旬劫者，此無生之法界也。明生之無生，而胎卵濕化，十二種生者，此無生之心量也。弘濟普度者，此之謂濟也；平等日用者，此之謂平也；圓覺昭融者，此之謂覺也。雖其極則至於粟粒之藏真界，乾屎橛之為真人，噓氣舉手，瞬目揚眉，近於吾道之中庸，而吾學之道中庸者，終未嘗以庸其慮。雖其授受至於拈花一笑，棒喝交馳，擬議俱泯，心行路絕，近於聖門之一唯，而吾學之盡精微者，終未嘗以攖其心。雖其行願至於信住回向，層次階級，近於聖門之積累，而聖門之《詩》、《書》、《禮》、《樂》經緯萬古者，終未嘗一或循其方。雖其功德至於六度萬行，普濟萬靈，近於聖門之博愛，而聖門之《九經》三重範圍曲成者，終未嘗一以研諸慮。蓋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悟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空諸所實。欲空諸所有，而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不能不歸諸幻也。欲空諸所實，而明物察倫，惇典庸禮者，不能不歸諸虛也。故其道虛闊勝大，而不能不外於倫理；其言精深敏妙，而不能開物以成務。文中子曰：“其人聖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行於中國則泥。”誠使地殷中土，人集靈聖，神跡怪異，理絕人區，威證明顯，事出天表，信如其書之言，然後其教可得而行也。今居中國之地，而欲行西方之教，以之行己，則髡髮緇衣，斥妻屏子，苦節而不堪，矯異而難行也。然且行之，斯泥矣。以之處物，則久習同於初學，毀禁等於持戒，眾生齊於一子，普濟極於含靈，必外於斯世而生，而後其說可通也。處斯世斯生，而欲以其說通之，斯泥也。以之理財，則施捨盛而耕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否混而舉錯命討之防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教作。烏往而不泥哉？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所與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乃欲信從其教而揚詡之，亦為誕且惑矣。況吾之修身格致，以研精而不離明體誠正，以守一而不違行願。懲忿窒欲，以去損而非有所減，遷善改過，以致益而非有所增。愛惡不與以己，而何有憎愛？視聽一閒以禮，而何有淨染？精義至於入神，理障亡矣；利用所以崇德，事障絕矣。孝弟通於神明，條理通於神化，則舉其精且至者，不旁給他借而足，又何必從其教之為快哉？僕少而局方，壯未聞道，達者病其小，廉曠者誚其曲，謹約者病其泛涉，乃中心恆患其有惑志也。其於釋宗何啻千里，而欲抽關鍵於眇微，析異同於疑似，祗見其不知量也。然為是縷縷者，念非執事，無以一發其狂言。（《論儒釋書》）

學自宋嘉定來，歧窮理居敬為二事。而知行先後之辨，廉級已嚴令學者，且謂“物理必知之盡，乃可行也”。便文析說之儒，爭支辟，析句字，為窮理而身心罔措。於是，王文成公實始悟“知後非知”，即本心良知為知，“踐跡非行”，得本心真知為行。而尚書增城湛公，本師說以“勿忘勿助”為心之中正，為天理，自然隨處體認之也。人士洗然，內反其視聽而學焉者，薄典訓，卑修省，一比於己。

高公學南太學時，二先生說盛行。增城官南太宰，稱湛氏學。公往造業投刺，見閽者擲筆抵掌嘆，蓋歆之也。問焉，指尺牘曰：“是赫蹏所請，請書地，直累千金者也。”公曰：“亟反吾刺，是於所謂天理何居乎？”不見而反。王門高第弟子，官郎署，名王氏學有聲，公造焉。於彈碁時，得其人慧而多機。退嘆曰：“郎多機而慧，名良知，弊安所極哉！”亦竟謝不復往。於是就高陵呂先生於奉常邸學焉。

常存戒慎恐懼，則心體自明，勿任意必固我，則物宜自順。

問“知”，曰“先自知”。問“仁”，曰“先自愛”。問“勇”，曰“先自強”。而以無自欺為致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為格物，尤吾黨所未發，立本深矣。

餘姚之論，信本心之知已過，故增城以為空知。增城以勿忘勿助之間，即為天理，故餘姚以為虛見。然餘姚言致知，未嘗遺問思辨行，專之者過，遂以為空知。增城言勿忘勿助時，天理自見，語固未嘗不確也。蓋權衡已審，而世有求端於一悟，謂即悟皆真，有觀察即為外馳，有循持即為行仁義，則痛闢之以為蔽陷虛盪，妨教而病道。（以上《王稚川行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