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05年9月17日，出生於直隸省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

1912年，就讀於叔祖馮學彰創辦的一個私立國小，國小停辦後，在家中從父親學習《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的某些篇章。

1917年，在涿縣高等國小畢業後，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學讀書，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開始寫詩。

1921年暑假考入北京大學。

1923年參加文藝團體淺草社。

1924年，顧隨於上學期結束時受青島膠澳中學之聘任教，邀馮至去青島度假，從7月上旬至8月中旬，在青島愉快地過了40多天。暑假後，聽魯迅講授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與詩人柯仲平相識。

1925年與友人創立沉鍾社，發表了許多詩與散文。

1927年4月出版第一部詩集《昨日之歌》，1929年8月出版第二部詩集《北游及其他》，記錄自己大學畢業後的哈爾濱教書生活。

1929年出版第二本詩集《北游及其他》。

1930年底至1935年6月留學德國，攻讀文學、哲學與藝術史。

1930年赴德國留學，其間受到德語詩人里爾克的影響。

1931年2月底，與梁宗岱在海德貝格相會。在宮多爾夫的課堂上認識了正在準備博士論文的維利．鮑爾，後來成為好友。馮至決定離開海德貝格，8月至柏林。在柏林大學，開始研究歌德時代的文學。與陳銓相識，與北大同學蔣復聰、朱懊交往。

1935年9月回國，1936年7月任上海同濟大學教授兼附設高級中學主任。

1939至1946年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德語教授。這7年間他的創作和研究都處於比較旺盛的時期，著有詩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中篇歷史小說《伍子胥》及學術論文、雜文等。

1946年7月至1964年執教於北京大學西語系。

1948年7月4日，馮至去清華，最後一次見到朱自清。暑假期間，受楊振聲邀請，全家在頤和園內諧趣園住了一個多月。

1950年1月29日，在北京大學哲學討論會上做關於歌德的報告。3月30日至6月7日，隨代表團出訪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並在莫斯科停留若干日。

1951年後兼系主任。著有《杜甫傳》，當時頗得好評。

1954年2月，訪問鞍山鋼鐵公司，同行者有吳組緗、黃藥眠、肖殷、戈揚等。6月至8月，與田間訪問民主德國、羅馬尼亞。在柏林與安娜·西格斯、貝歇爾、布萊希特、魏斯科普夫等作家晤談。是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9年10月至11月，與成仿吾赴民主德國，參加萊比錫大學550周年慶祝大會，會後馮至又參加席勒誕生200周年紀念會。

1964年9月調任現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從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

1970年，7月，離開燕東園，遷居建國門外永安南里，去河南息縣幹校。

1979年6月7日至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問聯邦德國，馮至為團長。重訪海德貝格，參觀海德貝格大學的日耳曼學研究室、東方美術研究室等。7月19日至9月底在黃山療養。10月30日至ll月16日參加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在作協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1982年辭去所長職務，改任名譽所長。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四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作協副主席。

198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高教部授予他“格林兄弟文學獎”。

1987年6月初，與姚可昆、韓耀成赴聯邦德國接受聯邦德國國際交流中心藝術獎。5日，聯邦德國總統魏茨澤克接見馮至。6日至10日第三次重訪海德貝格。14日，應奧地利科學院邀請訪問維也納。18日，應民主德國高等教育部邀請，至魏瑪、柏林訪問。12月15日，聯邦德國駐華大使韓培德代表德國政府將聯邦德國最高榮譽的“大十字勳章”授予馮至。

1988年1月14日，與臧克家、卞之琳、艾青一起參加由中國作家協會、詩刊社和北京市青年宮聯合舉辦的“詩歌一日”活動。5月16日，與韓耀成赴聯邦德國卡塞爾，接受達姆施塔特德意志語言文學研究院授予馮至的“弗里德里希·宮多爾夫外國日爾曼學獎”。25日回北京。

1989年4月25日，當選為新成立的中國北歐文學學會會長。8月，首屆“馮至德語文學研究獎”在京揭曉。8月至10月中旬，患胸膜炎，住北京協和醫院治療。

治學方法

洋為中用

“洋為中用”的治學方法。馮至把他在創作中使用“洋為中用”的方法叫做“吸收外來養分”。這個提法本身也表明“洋為中用”的主體是中國，“洋”為作為中國人的創作主體所用，為中國的廣大讀者能夠並樂於接受。馮至的主要學術著作《杜甫傳》、《論歌德》和他寫的其他學術論文都貫徹了這個精神。他明確地說過“我們搞外國文學，並非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為外國人研究，而是從中國的需要出發去研究，根本目的還是在於為發展社會主義提供借鑑。”他在北大當“西語系”系主任的時候，搞教改，多次修改教學計畫，他每次都強調兩件事：一個他強調西語系的學生要打好紮實的外語基礎，另一個強調的便是學外國文學的人要學好中國文學。“學外國文學的人要懂得中國文學”這個觀點是馮至非常鮮明的觀點。它不僅體現中國外國語言文學為誰服務的根本性原則，而且也符合語言、文學具有整體性的學科規律。

嚴謹求真

嚴謹、求真的學風。對寫論文，學術界流行著一句常說的成語，叫“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它表達了寫文章不能信口亂說，寫文章要有根據而且要符合邏輯，這恐怕就是“嚴謹”的要求。但我認為光按這句話行事，還遠遠達不到科學性的要求，因為這兩個條件僅僅說明了寫文章時對作者主觀方面的要求，沒有提出對寫出來的文章要符合客觀。但如果在“嚴謹”之外再有“求真”這一條，就保證了文章里說的要符合客觀，或力求接近客觀，這樣才稱得上科學性的要求。馮至搞研究工作就是按“嚴謹，求真”這兩條要求去做的。我們從他兩部主要著作《杜甫傳》和《論歌德》里就可以看出這種治學態度。我還要講幾件馮至經常強調的事情（或原則）來豐富我們對他“嚴謹，求真”的治學方法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