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光
姚光少年時即不滿清廷的腐敗和喪權辱國,自題名曰“光”,號“復廬”即隱含光復漢土之意。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年僅13歲的他就在《覺民》雜誌上發表《為種流血文天祥傳》,借文天祥九死不屈的抗元故事,號召人民反抗清廷,“我願我愛國志士效之、實行之,則胡兒雖狠,不難犁庭掃穴矣”。► 4篇詩文
人物生平
姚光(1891~1945),一名後超,字鳳石,號石子,又號復廬。張堰人,為高燮之甥。7歲入私塾,11歲即能文,15歲入秦山實枚學堂,17歲(1907年)入上海震旦學校,未數月即因大病輟學,遂鄉居自學。讀書、藏書、著書。幾乎每年都有所作,至老不衰。每有所作,輒就正於其舅,故他與高燮兼具師生之誼,感情特深。
少年立志
少年時即不滿清廷的腐敗和喪權辱國,自題名曰“光”,號“復廬”即隱含光復漢土之意。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年僅13歲的他就在《覺民》雜誌上發表《為種流血文天祥傳》,借文天祥九死不屈的抗元故事,號召人民反抗清廷,“我願我愛國志士效之、實行之,則胡兒雖狠,不難犁庭掃穴矣”。光緒三十年(1904年)作《新秋放歌》詩,有“江漢如故衣冠易,中原破碎滄神京。悲我同胞睡未醒,獨上崑崙招漢魂”句,以後所作《題風洞山傳奇》、《寫恨》(1906年)、《哀秋(瑾)女士》、《傷春》等詩,均反映他憂國憂民的悲憤之情。甚至在偕新婚妻子游杭州度蜜月之際,亦不忘國事,有詩云:“極目前途豈有涯,未酬素志奈為家,相將其矢平生願,載遍中原愛國花。”
南社社友
宣統元年(1909年)11月13日近代革命文學團體南社成立,姚光即首批入社,成為南社最年輕的社友。繼續在《南社叢刻》以詩文鼓吹革命。民國七年(1918年),南社內部發生分歧,柳亞子憤而辭職,經社友推舉姚光繼任主任。故論南社主政者有“前有柳亞子,後有姚石子”之稱。姚接任後,曾舉行雅集於上海徐園,社中經費不足,他曾出資刊印《南社叢刻》第21、22兩集。
革命理想
宣統二年(1910年)秋,姚光與高旭、高燮、何亞希、蔡哲夫等結伴作金陵(今南京)之游,結識居於南京的社友周實丹,意氣相投,遂結為好友,在南京憑今弔古,各以胸中悲涼之氣,發為詩歌,由周實丹彙刊為《白門悲秋集》。嗣後書信往來,時相唱和。周實丹組織南社的分社“淮南社”,姚光還為之作《序》。次年(1911年)8月,武昌起義,周實丹回淮南故鄉發動起義回響,被清廷殺害。姚光《作哭周實丹文》,言詞十分悲切。姚光期望辛亥革命進行到底,認為要吸取洪秀全的教訓“戰馬嘶風可出師,長驅逐北搗燕支,洪王一誤莫再誤,深入虎巢擒虎兒”(《秋興》詩)。又作《北征歌》,表明自己的心跡,“功成身自退,本不為名聲,優遊林泉間,願作共和民。”
興國學
民國元年(1912年)6月,與高燮等在張堰創辦國學商兌會,任理事長,出版《國學叢選》,發表《國學保存論》,認為國學是“一國精神之所寄”,“國存而學亡,則其國雖存,亦必至滅亡;國亡而學存,則其國雖亡,而必能復興”。同時他又作《尚武救國論》,認為文武不能偏廢,“我願我民激勵之、鼓吹之,以揚我祖國之耿光”。
政治活動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竊國,姚光深感“神州雖復,而依然豺狼當道,魑魅跳梁”(《吊陳大復文》),就在家鄉積極組織並參加政治活動,民國元年(1912年)被舉為金山縣第一屆議事會議員。同年,中華自由黨金山分部成立,即首批參加,其址亦設於張堰姚氏經營的厚生陽傘廠內,並起草《自由黨金山分部啟》,6月,自由黨改組為同盟會,他被舉為金山分部副部長,9月,同盟會又改組為國民黨。民國2年(1913年)3月,宋教仁遭袁世凱暗殺,姚光作《哭宋鈍初先生文》“扼腕頓足,不暇為我友悲,而為民國前途放聲一哭也”。由於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軟弱、退讓,沒有按姚光的願望“長驅逐北搗燕支”,以致養虎貽患,深感痛心,其《傷心》詩曰:“為虺弗摧終貽戚,我謀不用復何論。傷心往事都成夢,晦冥乾坤且閉門”。時軍閥紛爭,“烽火滿天下”,深感“回天無力”,但他仍對祖國前途充滿信心,“重整乾坤終有日,臨江擊楫志澄清”(《津浦歸途作》)。民國14年(1925年)上海發生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共產黨人李一諤等在張堰發起召開“五卅烈士追悼大會”,姚光亦參與活動。在國共合作時期,姚光經常為李一諤和國民黨左派人士提供活動場所,資助活動經費。民國15年(1926年)北洋軍閥軍經過張堰,他還親自帶頭清掃街道,迎接北伐軍北上。民國13年(1924年)5月以後任國民黨縣黨部執行委員。民國16年(1927年)“四一二”政變,國民黨實行“清黨”,聘姚光參加國民黨改組委員會,拒不就任。從此對國民黨政治採取消極態度,致力於家鄉建設。
支持抗戰
早在民國6年(1917年),他就參與籌備開濬縣骨幹河道張涇河,擔任財政管理員,不論籌集資金、組織民工、商藉機器,他都親主其事,自己捐款為張堰全鎮之冠。民國12年(1923年)以後又繼續開浚沈涇、小橋河、東市河、山塘、舊港、惠高涇等。民國9年(1920年),家鄉饑荒,米價騰貴,他組織平糶,將家中存米250石捐作平糶,售出之款再購米平糶,轉輾共平價糶米達1000餘石。民國14年(1925年)還接替姚貞甫主持張堰濟嬰局。他更關心家鄉教育事業,認為女子也應同樣受教育,早在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就與高旭、何憲純等創辦張堰欽明女校,任文史教員,並自編《金山鄉土地理教科書》。民國13年(1924年)積極參加創辦松青金等七縣女子師範學校。次年(1925年)10月,又與高君定、高君介、何憲純、曹中孚等創辦張堰圖書館,並任館長,館內開支包括管理人員工資均由姚光負擔。民國21年(1932年)重印正德《金山衛志》,由姚光作《跋》,指出金山衛地理位置的重要,“得之足以前控大海,後扼浦江;失之則滬茸西浙非我有矣。……近者倭人寇我淞滬,倘在彼不得逞志,必雲擾沿海,而衛當其沖,不知為政者何以為禦敵之計也?”5年之後,日本侵略軍果然從金山衛登入,卒應其言。家鄉淪陷前,他還擔任金山抗日救國會執行委員、金山民眾組織委員會徵募處救濟股長,積極在宣傳上、物質上支持抗戰。
家鄉淪陷後,姚光蟄居上海孤島,常與愛國人士砥礪情操,切磋文史。並與在滬同鄉組織金山旅滬同鄉會,任監事。同時致力於《金山藝文志》的編著,此書自民國8年(1919年)開始,持續編寫,歷20餘年之久,終於完成這部巨著。但未及刊印,民國34年(1945年)患腹膜炎卒於上海。
一生嗜書
姚光一生嗜書,自稱“書淫”,並刻有“書淫”藏書印章,為江南著名藏書家之一,隨時搜羅各種文獻古籍,更重鄉邦文獻,根據經濟條件,由近及遠自一邑而全郡、全省,每有所獲,雖耗高價亦在所不惜,積累至三百箱數萬卷之多,其中不乏稀世珍本和孤本、善本。江安傅阮叔因其藏書之富,曾贈以“書林猗頓君山富,福地琅環石室嚴”對聯。(姚曾擬築一石室以藏書)。民國26年(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金山衛登入,其藏書除一部分在滬寓所外,損毀不少。對劫後藏書,又刻一印“歷劫不磨”,並繼續在滬收購,並蓋以“姚光劫後所得”之印。至其逝世時尚有圖書5萬餘冊,1950年5月由其後人昆群、昆田獻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現存上海圖書館。陳毅市長曾撰文予以嘉獎。
姚光藏書主要為其讀書、著書服務,自稱是“藏書者之藏書”,又是“讀書者之藏書”,亭林周迪前更稱其為“著書者的藏書”。其著作、編輯、校勘、刊行的書籍亦多為鄉邦文獻。早年曾編《雲間詩征》、《金山文征》(未刊,手稿已佚)。宣統元年(1909年)以後,先後校勘編印明末幾社首領陳臥子《安雅堂稿》(1909年與高燮、閔瑞芝合印)、《王席門先生雜記》(1910年)、《姚氏遺書志》(1911年)、《姚氏摭殘集》(1911年,以上三種均為抄本未印。《徐闇公先生殘集》(1912年,未印,後納入《釣璜堂存稿》)、姚前樞、前機的《金山姚氏二先生集》、姚鐵梅《一樹梅花老屋詩》(1918年)、《重輯張堰志》(1920年協助姚貞甫編)、姚盟梅《盟梅館詩》(1924年,姚盟梅為姚光之妹,出嫁時為其刊印)、明末幾社巨子徐闇公《釣璜堂存稿》20卷(1926年)、張文虎《舒藝室全集》(1928年與高燮合印)、顧觀光《武陵山人遺著》(1928年與高燮合印)、《顧千里先生年譜》(1930年)、《錢汪兩先生行述》(1932年)。何元朗、何叔皮合集《雲間兩何君集》(1932年)。此外尚有張文虎《舒藝室兩種》、顧觀光《武陵山人制藝》、《重輯朱二垞先生文存》編成於抗戰時期,不及刊印,原稿已佚。
民國24年(1935年)與丁迪光、王傑士等發起組織金山縣鑒社,編輯出版了第1、2期(即民國24、25兩年)的《金山縣鑒》。為保存鄉邦文獻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