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24年3月10日，金庸出生在浙江省嘉興市海寧市袁花鎮，祖籍江西婺源（古徽州）。家世系浙江海寧查氏，其家為書香門第，金庸本人是查升之孫查揆的後裔。

1929年5月入讀家鄉海寧縣袁花鎮國小。1937年（另一說1936年），金庸從袁花龍山學堂（現袁花鎮中心國小）畢業，同年考入嘉興中學（現嘉興一中），離開家鄉海寧。

1938年，日軍攻到浙江，嘉興中學千里南遷至麗水，金庸進入省立聯合中學國中部。

1939年，讀國中三年級的金庸與同學合編了一本指導學生升國中的參考書——《給投考國中者》。這是此類型書籍首次在中國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書。

1941年，因在壁報上寫諷刺訓導主任投降主義的文章《阿麗絲漫遊記》被其開除，校長張印通介紹他轉學去了衢州。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學畢業。

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學畢業，1944年考入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因對校內學生黨員行為不滿而向校方投訴，反被退學。後在中央圖書館掛職，閱讀大量書籍。

1945年抗戰勝利後返鄉，曾在杭州《東南日報》暫任外勤記者。

1946年，赴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插班修習國際法課程，同年秋天金庸進入上海《大公報》任國際電訊翻譯。

1948年，畢業後調往《大公報》香港分社。

1950年，《大公報》所屬《新晚報》創刊，金庸調任副刊編輯，主持《下午茶座》欄目，也做翻譯、記者工作，與梁羽生（原名陳文統）一個辦公桌，寫過不少文藝小品和影評（筆名姚馥蘭和林歡）。

1955年，在《大公報》與梁羽生、陳凡（百劍堂主）開設《三劍樓隨筆》，成為專欄作家。並在同年首次以“金庸”為筆名擬寫首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

1956年，在《香港商報》全年連載《碧血劍》。1957年，進入長城電影公司，專職為編劇，寫過《絕代佳人》、《蘭花花》、《不要離開我》、《三戀》、《小鴿子姑娘》、《午夜琴聲》等劇本，合導過《有女懷春》、《王老虎搶親》（所用筆名為林歡）。

1959年，金庸等人於香港創辦《明報》，後來推出包括《明報晚報》、《明報月刊》和《明報周刊》、及馬來西亞《新明日報》系列報刊，金庸還成立了明報出版社與明窗出版社。同年在自辦的《明報》上連載《神鵰俠侶》。

1972年，宣布封筆，退出俠壇，之後對其以往的武俠作品開始修訂工作。

1973年春，金庸應台灣地方政府之邀前往台灣，並與蔣經國見面會談。文革結束後，金庸在1981年與1984年來到中國大陸訪問，並先後在北京與鄧小平和胡耀邦會談。

1985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宣告成立，金庸作為委員之一，任基本法政治體制起草小組的港方負責人兼經濟體制起草小組成員。1985年至1989年，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政治體制小組負責人，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1988年，金庸與查濟民提出了“政制協調方案”（又稱“雙查方案”、主流方案）。 

1989年，金庸辭去基本法草委、咨委職務，結束了從政生涯。同年在《明報》創辦三十年慶祝茶會上宣布卸下社長職務，只擔任集團董事長。 

1991年1月23日，註冊成立“明報企業有限公司”。同年3月22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上市後，他退出報業管理層。同年明報企業上市，金庸任董事長並簽訂三年服務契約，與于品海達成協定由智才技術性收購明報企業。

1993年，兩會期間赴北京訪問，並獲江澤民接見。同年4月宣布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職務，改任名譽主席，更將明報集團售予于品海，宣布全面退休。

1994年，金庸返鄉參加嘉興一中90周年校慶並於嘉興高專興建“金庸圖書館”。圖書館落成後再斥資1400萬在西湖興建“雲松書舍”，供個人藏書、寫作和與文友交往雅集之用。同年10月，北京大學聘請金庸先生為名譽教授。

1995年，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

1996年秋，當“雲松書舍”落成後，金庸改變初衷，毅然捐出斥巨資興建的書舍，現已成為杭州的新旅遊景點，內藏金庸作品及手跡陳列室等。

2005年，劍橋大學授予金庸榮譽文學博士名銜。

2007年11月，應邀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大）主持講座，題目為《中國歷史的大勢》，並出任港中大文學院榮譽教授。 

2009年9月，被聘為中國作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名譽副主席。 

2010年，英國劍橋大學授予金庸榮譽院士和哲學博士學位 。

2011年，國立清華大學授予金庸名譽博士學位院士。

2014年3月10日是金庸的九十大壽，於是各個領域紛紛為金庸先生慶生，有武俠迷手抄840萬字賀壽。

2015年，金庸授權北京市西城區非遺保護中心，將《鹿鼎記》改編為評書，由“連派評書”唯一繼承人連麗如及其弟子播講。

2016年3月，金庸過92歲壽辰，馬雲帶領淘寶眾籌祝壽。12月，當選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十屆榮譽委員。

個人生活

家庭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傲骨氣節的忠良，他不滿外國人欺負中國人，當時有民眾燒教堂，作為官員的他為維護民眾，帶頭辭職以平息事件。金庸受祖父影響，明白一定要讀書，才能解救民族苦難，故他尤愛閱讀關於歷史的書籍，如《資治通鑑》《二十五史》等。影響金庸至深的另一人，就是其父查樞卿。查父在金庸年幼時，每天將武俠小說《荒江女俠》剪存給他看，令他對武俠小說產生濃厚興趣，後來主動追看《水滸傳》和《七俠五義》等著作，為日後撰寫武俠小說奠下根基 。

查家在清代“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被康熙稱為“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賜以“澹遠堂”、 “敬業堂”、“嘉瑞堂”等匾額。徐家則是古鎮一大富商，祖代相沿經營著醬園、綢莊、錢莊。金庸生母徐祿是詩人徐志摩的父親最小的堂妹。1914年，徐祿與查樞卿結為夫婦。成親以後，徐祿與查樞卿感情篤深，先後生下長成的有查良鏗、查良鏞、查良浩、查良棟、查良鈺五子和查良琇、查良璇二女。1937年，徐祿因患急性菌痢而病亡，這一年，金庸只有13歲。

金庸的繼母顧秀英原是查家的丫鬟“月雲”。顧秀英11歲時押給查家的，起先伺候金庸的祖母。20多歲時被母親領回，後來去了上海做女傭，因而，查家逃難時她沒有跟著過江。徐祿病亡滿3年，查樞卿續弦，小他17歲的顧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擔當起撫育幼子的責任。後來，她先後生下查良鋮、查良楠、查良斌、查良根四子和查良琪、查良珉二女。

解放初，丈夫早逝。1958年，在無糧無柴的歲月里，她賣掉了所住的兩間老房，被誣以“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的罪名，遭受三日三夜的毒打。1989年，顧秀英去世，享年77歲  。

婚姻

金庸一生結過3次婚，第一任妻子叫杜治芬，1947年，二人在杭州相識。金庸拜訪同事的朋友杜冶秋時，邂逅了時年17歲的杜家小姐杜治芬，後雙雙墜入愛河。1948年，金庸南下香港前夕，匆忙趕到杭州正式求婚。後來杜治芬也去了香港，金庸忙於工作沒時間陪她，她寂寞無聊，過得不愉快。最後她回了中國內地，兩人辦理了離婚手續。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是新聞記者，他們於1956年5月1日結婚。金庸草創《明報》，備嘗艱辛，朱玫與他患難與共，還曾變賣首飾支撐《明報》。等到事業成功，婚姻卻出現裂痕。金庸與朱玫共生育二子二女。

金庸的第三任妻子叫林樂怡。1976年，金庸與朱玫感情破裂，主動提出離婚，並娶年輕二十九年的林樂怡為妻。她認識金庸時才十六歲，比金庸小二十多歲。他們倆是在扎角麗池一間酒店裡擦出愛的火花的。

逝世

2018年10月30日，明報創辦人、一代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筆名金庸）在香港去世，享年94歲。

各界悼念

30日當晚，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主任王志民向查良鏞先生家屬致唁電，對他的逝世表示沉痛悼念。

11月2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致唁電對查良鏞先生逝世表示哀悼。同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查良鏞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對其親屬表示慰問。查良鏞先生逝世後，李克強、韓正、孫春蘭、黃坤明、朱鎔基、溫家寶、張德江、李嵐清、劉延東、李源潮、王漢斌、廖暉等同志也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慰問。同日晚，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王志民專程到查良鏞先生家中，向查先生夫人林樂怡女士轉達了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志對查良鏞先生逝世的哀悼和對親屬的慰問。林樂怡女士對習總書記等中央領導的關心問候表示感謝。

創作特點

思想主題

金庸所創作的小說中無處不體現了對歷史意義及價值的探尋。他通過在小說中塑造武林門派之間、人與人之間、宗教與世俗之間、正教與邪教之間、國家民族之間以及朝代與朝代之間的恩恩怨怨，最終造就了不同個人、門派、國家、民族、教會、朝代的各種悲劇。從本質上來說，金庸正是企圖通過在小說中抒發強烈的悲劇情懷，旨在達到解構負面價值、弘揚正面價值的效果。

在金庸創作的小說里，“情”與“理”深刻體現了生命本質與傳統道德之間的永恆矛盾，具體來說就是愛情與道德規範的衝突。顯然，金庸的作品沒有過多的抑情絕欲的說教，更沒有與傳統道德文化相違背的濫情現象。他僅僅通過“情”與“理”的描述，向世人展示了愛情中的悲劇意識，通過對人真實生命的適當描述和張揚，反映了對禁錮人們和社會發展的“理”的反抗。金庸的愛情悲劇意識是對現代愛情的謳歌。

藝術特色

結局

與大團圓的結局不同，金庸的小說更多的是直面邪惡的成功和俠客的失敗。然而金庸的創作同時也吸收了中國傳統悲劇意識的特徵，即在描繪悲劇現實的同時，也賦予其一定的彌合功能。

歷史背景

金庸將其作品及其人物形象有機地融入到鮮明的歷史背景之中，如《射鵰英雄傳》的時代背景為南宋初年，宋、金對峙，以及蒙古崛起的這一時段。《天龍八部》的歷史背景為宋、遼、西夏以及大理等幾個政權縱橫交錯的時代。《鹿鼎記》描寫的則是清朝初年，滿漢民族衝突的劇烈矛盾。同時，金庸先生在尊重歷史史實的前提下，將許多歷史上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納入到其文學作品之中，如完顏洪烈、岳飛、大理段氏、朱元璋、康熙皇帝、顧炎武等等，這些歷史上的真實人物與小說中的虛擬人物交相輝映，虛實相加，使小說更加真實生動，讀者更容易接受整個故事，不會令人產生虛無縹緲的感覺。

金庸對作品時代背景的選擇也是為小說內容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來服務的。縱觀金庸的文學作品，幾乎所有的歷史背景都放在動亂年代，這是因為動亂時代更能體現出歷史人物的英雄豪情，與廟堂之上懦弱陳腐的官員相比，俠客具有強烈的民族正義感。正如郭靖所言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以“為國為民”來作為俠客的最高追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他們最後的歸宿，這是俠之精神境界的升華。金庸作品中的江湖英雄，其身雖不居廟堂，卻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真正英雄。

語言

金庸語言的繁雜豐富，在其行文句式上就有充分的體現。他襲用了舊小說夾用詩詞、歌賦、聯句等方式，在行文中大量使用對聯、詩詞，在語言表述上，則使用白話，夾用韻文等方式。如丘處機的《無俗念》、岳飛的《滿江紅》、李白的《俠客行》等，均運用得渾然天成，毫無斧鑿之痕，體現出金庸深厚的語言表述功底。

人物形象

縱觀金庸的所有作品，除個別小說之外，大多數人物形象均有很強的相似之處，如《射鵰英雄傳》中的郭靖，《書劍恩仇錄》中的陳家洛，《神鵰俠侶》中的楊過，《倚天屠龍記》中的張無忌，以及《天龍八部》中的蕭峰等，雖然他們的性格有所差異，但他們均是武功高強，懷有一顆報國之心的英雄。再如其中的黃蓉、任盈盈、趙敏，以及阿紫等女性人物，均屬於武功高強，且均有很強後台的厲害角色，或是父親，或是師父，她們與普通女子相比，在性格和行事方面均屬於異類，被世人列為“妖女”的範疇，但又都具有濃厚的俠骨柔情，雖然表現形式有所差別，但均殊途同歸。

金庸小說中的女性有兩個共性，這此女性都是古代重情的“豪女”。中國的古代女性雖然比較重情重情，但是會山於傳統觀念的影響，大多數女性的情感卻只能深理於心中，即使到了待嫁年歲，也只能聽從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如果傳統女性去大膽地追求愛情，這樣不但會被認為是有傷風化，更會被旁人說三道四，即使有人敢於追求白己的愛情，一也會受到家人的懲罰，最後難免被人冷嘲熱諷，最後落個身敗名裂的結果；但是與現代社會生活中的女性相比卻有很大的差異，現代的女性追求愛情，卻被認為是潮流，還能得全社會的廣泛讚許和認可。

在金庸的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大多敢愛敢恨型；與此同時，金庸作品中的有此女性人物不僅渴望愛情，還體現出對傳統貞節觀念認同。對於這種這種矛盾情形，一也就是女性的傳統與現代兩種特性在女性人物中的體現。這種傳統與現代共存即可以體現在一個女性人物的身上，還可以表現在不同女性人物的身上。然而，哪裡有矛盾哪裡就會有衝突，有衝突的作品會更加吸引讀者。比如在《神鵰俠侶》這部小說中，小龍女這個人物就是傳統文化中仙女的形象，其不僅貌美如花，還武功高強。然而其對於愛情，她卻能不顧別人的流言蜚語，愛上比自己年齡小很多的楊過，對於這種突破傳統思想束縛的勇氣只有現代女性才會有，而小龍女竟然一也具備，真是不得不讓人欽佩。金庸的這種女性創作觀念，不但可以很好的吸引讀者的眼球，還讓讀者讀得津津有味。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效果，可能就是因為人物身上所體現的傳統與現代特徵緊緊扣住了讀者的心，這樣既可以順應故事情節，還可以順應讀者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讀者會陶醉在小說中，讓人流連忘返，致使金庸小說中女性人物的塑造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階段。讀者在金庸的著作中真正的看到了實際生活中的女性身影：可以明顯看出，這此女性具有瘋狂的一面，當然，相比之下，女性傳統的一面居多。

因為，山於傳統因素的影響，現代女性是傳統的女性發展而來的，對於現代女性個性，其不可能獨立存在現實社會中，更不能完全喪失之前的傳統氣息。在一般的武俠小說中，對於男女之情的描寫可謂少之又少，即使存在一此個別女性，通常一也是小說中的點綴。但在金庸所描寫的小說中，愛情在小說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成為小說中的主體，小說中的女性在小說中的地位提升了許多。在小說中，有了男女角色情感的貫穿，使小說中內容豐富多彩。此外，還提升了小說的趣味性及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