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鄧拓，乳名旭初，原名鄧子健，鄧雲特（註：另有一說為鄧殷洲）鄧拓 ，筆名馬南邨（不宜簡化為馬南村）、於遂安、卜無忌等。福建閩縣（今福州市區）竹嶼人，家住道山路第一山房。中國新聞家，政論家。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赴晉察冀邊區任《抗戰報》社長兼主編。後任新華通訊社晉察冀總分社社長等職。1945年主持編印《毛澤東選集》。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1955年任中科院科學部委員，1958年調任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兼《前線》雜誌主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1960年其兼任華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並主編《前線主編理論刊物《前線》。1961年3月，開始以“馬南邨（cūn）”為筆名在北京晚報副刊《五色土》開設《燕山夜話》專欄，共發稿153篇，受到讀者喜歡。他的雜文愛憎分明、切中時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橫生、富有寓意，一時全國許多報紙、雜誌爭相仿效，開設了類似的雜文專欄，為當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苑增添了生氣。他與吳晗、廖沫沙合寫雜文《三家村札記》。撰寫過大量社論、雜文，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著有《燕山夜話》等，深受讀者歡迎。文化大革命中與吳晗、廖沫沙一起被誣為“三家村”成員；1966年5月18日，他含冤而死。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報》刊登關於《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批判材料，“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最早犧牲品。5月18日，鄧拓含冤自盡，成了“四人幫”1966年起大興文字獄的第一個犧牲者。鄧拓另有《中國救荒史》、《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等論著。他的雜文重史識、史論，抓住現實，旁徵博引，含蓄委婉，可謂雅俗共賞。當年風雨讀書聲，血火文章意不平。生欲濟人應碌碌，心為革命自明明。艱辛化作他山石，赴蹈從知壯士情。歲月有窮願無盡，四時檢點聽雞鳴。這是一首題贈友人，也是自己用來抒懷明志的詩。他的一生是英勇的。在反動派瘋狂屠殺工農和共產黨人的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刻，他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他放棄了學業和專業，奔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場。在極端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他一手握筆，一手拿槍，出生入死，嘔心瀝血，十年如一日，和他的戰友們一道，創造了人類新聞史上的奇蹟。他襟懷坦白，光明磊落，面對風雲變幻的種種複雜情況，勇於講真話，講真理，始終保持著一個共產黨人的堅持真理、堅持原則的革命精神。他的一生是悲壯的。他畢生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主編出版了中國革命出版史上的第一部《毛澤東選集》，寫過大量熱情謳歌和傳播毛澤東思想的章。但是最後卻被林彪、"四人幫"橫加一個"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名含冤辭世。他以畢生的精力宣傳真理，歌頌光明，揭惡和黑暗；卻慘死在用最卑鄙的謊言和最惡毒的誣陷織成的羅網之中。他用他犀利的筆英勇奮戰了一生，最後卻被一小撮以殺人的反動文痞的筆桿子殺害。在他活著的時候，有些人不能真正了解他，有的人誤解過他，責難過他，甚至傷害過他。但是，在他死後，隨著歲月的流逝，人們越來越了解他，懷念他，越來越敬重他。

他的一生又是短暫的。他在他生命的盛年就離開了我們。但是，他讓自己生命的分分秒秒都發出了光和熱。他留給人們的精神財富是多方面的。他一生爭分奪秒，珍惜“生命的三份之一”“生欲濟人應碌碌，心為革命自明明”。他用自己一生的行動；實現了自己的志向和信念。和成千成萬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的先烈一樣，他也將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他就是鄧拓。

愛情故事

丁一嵐是“一二九”運動中天津市進步學生，抗日戰爭開始後到延安，1938年到晉察冀邊區從事婦女工作，任平山縣婦女抗日救國會副主任。1941年2月，平山縣一個年輕的婦女抗日積極分子被惡毒的公公、丈夫殺害了。出於革命義憤，丁一嵐寫了一篇近三千字的通訊《血的控訴》投給晉察冀日報，殺人兇手受到了應有的懲處，報紙於這年6月24日以較大的篇幅發表了這篇通訊。在通訊發表的過程中，擔任晉察冀日報總編輯的鄧拓開始和作者通信，經過近一年的信件往來，他們初晤於平山縣的瓦口川。兩人踏著月光，漫步在長堤上，互相交談了彼此的理想和抱負。鄧拓將其寫在《初晤》、《夜別》兩首詩中。

1942年春天，當他們再次相遇到滹沱河邊時，約定了終身。丁一嵐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漫步在滹沱河畔，漫天風沙代替了清風明月，習慣了的戰鬥生活，倒增添了幾分豪情，我們終於約定了終身。”鄧拓以《心盟》為題借詩記情：“滹沱河畔定心盟，捲地風沙四野鳴，如此年時如此地，人間長此記深情。”

1942年3月7日，鄧拓與丁一嵐以平山南滾龍溝一間農家小屋為洞房，結為夫妻。結婚那天200多人為這對新人祝賀，整個十多里長的滾龍溝洋溢著歡快的氣氛。儘管當時正處在敵情緊張的時期，但革命的浪漫情懷並沒因此而改變。這對革命伴侶在太行山的山坳里度過了抗戰時期最艱苦的時期，同時也是他們一生最美好、最難忘的時光。

首部毛選

1944年，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為了系統地宣傳和學習毛澤東思想，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聶榮臻、程子華、劉瀾濤決定將這一任務委託給《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鄧拓。

鄧拓接到任務後，主持了編選和出版工作，並寫了《編者的話》。這部《毛選》在著作權頁上載明：晉察冀日報社編印，晉察冀新華書店發行，定價300元（邊幣），1944年5月初版。全書共800多頁，約50萬字，選收了29篇文章，主要是抗戰開始後到1944年6月期間的論著（為什麼1944年5月初版的書中有6月份的文章，這是有原因的，下面有說明），也收錄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紅四軍黨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以及抗戰爆發前夕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全書按內容分編為五卷：第一卷包括5篇著作，為國家與革命問題的論著；第二卷11篇，為統一戰線問題的論著；第三卷3篇，為戰爭與軍事問題的論著；第四卷3篇，為財政經濟問題的論著；第五卷7篇，為黨的建設問題的論著。這是中國出版的第一部《毛澤東選集》，其後大連和渤海、東北等解放區的《毛澤東選集》以及近年日本出版的《毛澤東選集》都是根據它編輯的。

鄧拓撰寫的“編者的話”，使用了“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的概念，滿腔熱情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偉大作用。說明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原理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指出毛澤東同志真正掌握了科學的馬列主義的原理原則，使之與中國革命實踐密切結合，使馬列主義中國化。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在與黨外各種反革命思想及黨內各種錯誤思想做鬥爭中，生長、發展和成熟起來的。鄧拓在“編者的話”中鮮明地指出：“過去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了我們，要保證中國革命的勝利，全黨同志必須徹底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之下。”

《毛選》第五卷第一篇，原來選的是《論新階段》全文，後只選入《中國共產黨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地位》這一部分，是中央宣傳委員會的意見（當時的中央宣委會書記是毛澤東、副書記是王稼祥）。鄧拓本來想多選幾篇，像《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著作，可惜因為當時尚未公開發表，故沒有選入選集。《毛選》的著作權頁上，標明的著作權時間是1944年5月，實際上5月是發稿付排時間。在付排前，6月份報上又發表了毛澤東《同中外記者團的談話》，臨時補了進去。但著作權頁未及時作相應的改動，致使有時間上前後不一致的矛盾。

《晉察冀日報》社的職工們，在鄧拓領導下，以高度的革命熱情，在戰爭環境中，短短的幾個月中高質量地印裝成書，實在不易。當出版《毛選》時，正值1943年秋冬3個月的大“掃蕩”之後，物資奇缺，印刷設備陳舊。我們在反“掃蕩”中繳獲的敵人的一個檔案說，“《晉察冀日報》已永遠和晉察冀人民絕緣了”等一類的詞句。在慶祝反“掃蕩”勝利和報社成立六周年的大會上，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的劉瀾濤同志說：我們《晉察冀日報》始終未停，一直為廣大人民服務，為人民所擁護，不但印報，還出版書籍。這就是我們的勝利。

擔任排印《毛澤東選集》的報社二廠（印書廠），住在太行山麓的阜平縣馬蘭村附近小莊坡山村，這個村只有十幾戶人家。地處深山，交通不便，敵寇又燒殺搶掠，物資、糧食供應都很困難。就在這個小小的山村，《選集》5月開排，7月出書，9月出齊五卷，全部印刷完畢，送到讀者手中，僅用半年時間。報社印書廠廠長周明傳達鄧拓交代的任務時說：“老鄧認為，印刷《毛澤東選集》是一件有重大意義的大事，要求我們全體職工，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加倍努力，克服一切困難，做好工作，保證質量，以優異的成績來完成《毛澤東選集》的印刷任務。”簡陋的設備，印平裝本的《毛選》就夠吃力了，要印封面有毛主席像的、燙金的精裝本，那就更困難了!為了不出錯誤，保證印刷質量。排字工人儘量減少錯誤；打紙型的工人消除打紙型時粘出來的鉛字所發生的錯誤；印刷工人將鉛板墊得平整，油墨均勻；裝訂工人將書邊裁得整齊，折頁整齊，揀頁準確，裝訂嚴實。為保證不出錯誤，校對進行四校，還聘請專家校勘。

為了出精裝本，鄧拓和《晉察冀畫報》社沙飛商議，由畫報社制毛澤東像的銅版，這個問題解決了，可是燙金怎么辦呢？小廠哪有燙金機。鄧拓叫二廠再發動民眾，想辦法。民眾發動起來，辦法終於找到了。裝訂股長崔振南提出用手搬機代替燙金機，在手搬機下生木炭火，把轉盤烤熱，這樣燙出金光閃閃的《毛澤東選集》五個大字的精裝合訂本。為此，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寫信嘉獎報社印刷二廠。

聶榮臻在《回憶錄》中稱讚說：“鄧拓同志在抗戰後期還編纂了《毛澤東選集》，這是全國第一本系統編選毛澤東同志著作的選讀本，為傳播毛澤東思想做出了貢獻。”這部《毛澤東選集》是“第一個系統的版本”，“一個流傳最早、最廣泛的版本”。（見龔育之《關於〈毛澤東選集〉的版本等問題同施拉姆教授的談話》）後來，在這個版本的基礎上，又進行了兩次增訂再版。

文革遇難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的出籠對知識界、政界震動很大，首先衝擊的當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說北京市委必須對這篇文章有個態度，是贊成還是反對，是轉載還是不轉載。

姚文元的文章出來當天，《北京日報》社社長范瑾就給當時市委分管《北京日報》工作的市委書記鄭天翔打電話，請示是否轉載。鄭天翔匆忙看過，就給范瑾打電話，讓她第二天轉載。可是，第二天《北京日報》沒有轉載，鄭天翔給范瑾打電話，范瑾：“鄧拓同志不贊成登，他說不能輕易登，等請示彭真同志再說。”彭真不在北京。鄧拓當時主持意識形態工作，但不分管新聞，而鄭天翔分管《北京日報》，卻不分管意識形態。之所以這樣分工，是因為鄧拓被毛澤東批評為“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並逐出了《人民日報》之後，市委不讓鄧拓過於為難，就把新聞這一塊摘出來讓鄭天翔管。

鄧拓不同意轉載，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澤東提出來要批吳晗，彭真早就向市委打過招呼。但是，對於市委領導，包括彭真在內對批吳晗至少有這么三點心理障礙：一是吳晗為人正直，一貫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事業，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吳晗是明史專家、教授，但又是來自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從學術的觀點上批判吳晗可以，從政治上全盤否定吳晗不能接受；三是中央過去曾說過：郭沫若、范文瀾、茅盾、翦伯贊、吳晗要保。

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發表，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戰略部署。因為拿吳晗開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鄧拓和吳晗都是《三家村札記》專欄作者，抓出吳晗，自然也就抓出鄧拓。在江青、張春橋的日程表上，批判鄧拓和批判吳晗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表上。

從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發表，即1959年11月10日到1962年1月5日鄧拓被停止工作進行檢查，通共只有三年55天，時間雖然短暫，但鄧拓的所作所為，都是起到力圖把製造十年動亂的序幕關上。不希望朝著瘋狂的、無原則的政治批判方向發展。在這段時間，他發表過演說，組織過寫作組寫學術批判文章，親自出馬寫了“向陽生”的文章。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一步一步被人把矛盾推向激化，都被當作加罪於鄧拓、彭真的口實。

1966年5月8日、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後發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誣陷鄧拓的批判文章，揭發鄧拓是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頭目”，並且無中生有，血口噴人地聲稱：“鄧拓是什麼狗？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狗叛徒。”鄧拓當然知道這種誣陷是欲把他置於死地，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才這樣說的。鄧拓當然也知道，姚文元、戚本禹等這股惡勢力在當時是無法抗拒的。鄧拓在“五·一六通知”通過後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以死來做最後的抗爭。之前，鄧拓給彭真、劉仁和市委們寫了一封長信，此時彭真早已被批判。鄧拓臨死之前給彭真等人寫信，表明了他對彭真和市委的信賴。同時申明自己絕不是“混進黨內，偽裝積極，騙取了黨和人民的信任”的人。並坦然地相信那些構成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名的雜文，到底是“什麼性質”，“一定會搞清楚的”。信的最後他誠摯地寫道：“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軼事典故

曾任吳佩孚秘書長的白堅夫，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在北京風雨樓古玩店買到蘇東坡的兩幅畫：《枯木怪石圖》和《瀟湘竹石圖》。白堅夫早年留學日本，太太是日本人，他把《枯木怪石圖》賣給了日本人。

1961年，由於生活困難，白堅夫決定把《瀟湘竹石圖》也賣掉。他專程到上海，沒有把畫賣出去，又來到北京。找到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國家文物局前身）文物處處長張珩，把《瀟湘竹石圖》拿給張珩看，希望他能給個價錢。但是，某鑑賞家卻認定是贗品。白堅夫一氣之下，捲起畫就走了。

當時瀋陽故宮的楊仁愷在京開會，楊和白堅夫是四川老鄉，聽說白堅夫賣畫遇到周折，就推薦他去找鄧拓。白堅夫說：“只要能找到知音，錢少我也願賣。”鄧拓對書畫不但愛好，而且懂得鑑賞。此前蘇東坡的畫跡，他只見書載，不見畫卷。經過朋友牽線搭橋，白堅夫攜《瀟湘竹石圖》來到鄧家。鄧拓展開畫卷，“雋逸之氣撲面而來，畫面上一片土坡，兩塊怪石，幾叢疏竹，左右煙水雲山，涉天涯際，恰似湘江與湘水相合，遙接洞庭，景色蒼茫，令人心曠神怡。”畫上書有“軾為辛老作”。鄧拓觀看良久，對白堅夫說：“你這幅畫我也不能辨別真偽，但從目前情況來看，這幅畫的珍貴是毋庸置疑的，很有研究價值。我雖然十分喜歡，但是囊中也很羞澀，老先生你看準備要多少錢?”白堅夫說：“這是我的心血，由你保存我就放心了，我遇到了知音。”鄧拓說：“古書記載蘇軾流傳在世的畫跡就只《枯木怪石圖》、《瀟湘竹石圖》兩幅。若能有幸珍藏一幅，乃我的幸事。”雙方同意作價5000元。當時鄧拓雖然有稿費收入，但傾全部存款也湊不足此數。鄧拓當即付了2000元，其餘3000元3天內還清。為湊這筆錢，鄧拓請來榮寶齋的經理和畫師，從個人存畫中挑選出24幅，經畫師作價，湊足了3000元。

樹大招風，鄧拓買畫的事，得罪了一位權威，他指使一名幹部檢舉鄧拓搞文物投機，引起了軒然大波。最後還是一位了解情況的當時的大人物派人查清此事，並由榮寶齋的王大山寫成調查報告，送給劉少奇，才平息了風波。鄧拓事後將此畫和唐伯虎、倪瓚、沈周、文徵明、八大山人等人的作品共154件全部捐獻給了中國美術館。1984年春，國家文物局對《瀟湘竹石圖》進行鑑定，確認鄧拓捐贈的《瀟湘竹石圖》是蘇東坡的真跡。

到底是哪位大人物派人查清此事?文章沒說。但《王力反思錄》揭開了這個謎底：

“‘四清’時要清理‘四不清’的幹部，有人告狀說鄧拓在文物上搞投機倒把。而實際的原委是這樣：四川有個人祖傳一幅蘇東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宮賣，要價一萬元。故宮博物院的一位專家看畫之後，斷定畫是假的。後來鄧拓把畫拿回家仔細進行了考證研究，證明畫是真跡。後來賣畫人以3000元的價格把畫賣給了鄧拓。鄧拓拿不出現錢，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畫到榮寶齋作價3000元，付清了畫款。此事得罪了權威。他們指使寶古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書記，出面檢舉鄧拓搞文物投機，幾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領導人都畫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後傳到康生，他用朱筆批示了一大篇，說鄧拓在此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說有的專家不僅武斷，還仗勢欺人，企圖借‘四清’打倒鄧拓，長期把持文物陣地，不讓別人插足。康生建議由我負責調查此事。我到榮寶齋進行了調查，責成王大山寫了調查報告，康生把報告轉給少奇同志後，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這意見。從而救了鄧拓。”

王力是當事人之一，有關康生的回憶應當屬實。至於其他細節，如作價到底是3000元還是5000元，則可進一步考證。（丁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