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朱瞻基出生於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1398年3月16日），是朱高熾（當時是燕王封地的繼承人）與其嫡妻張氏所生的長子。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父當時還是燕王的朱棣曾經作了一個夢，他夢見自己的父親洪武帝朱元璋將一個大圭賜給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徵著權力，朱元璋將大圭賜給他，並對他說：“傳世之孫，永世其昌”。朱棣醒來以後正在回憶夢中的情景，覺得十分吉祥。忽然有人報告說孫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馬上意識到難道夢中的情景正映證在孫子的身上。他馬上跑去看孫子，只見小瞻基長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臉上一團英氣，朱棣看後非常高興，忙乎：“此乃大明朝之福也”。這件事對朱棣下決心發動靖難之變有著很大的作用。朱棣在靖難之役勝利以後，就親自挑選當時的著名文臣擔任朱瞻基的老師，並多次指示，皇孫是個可造之才，你們一定要盡心竭力，同時朱棣也不忘親自教導，永樂中期以後的遠征漠北，朱棣總是將朱瞻基帶在身邊，讓他了解如何帶兵打仗，鍛鍊他的勇氣，這對後來朱瞻基的親征有非常大的幫助，每次遠征歸來經過農家，朱棣都要帶朱瞻基到農家看看，讓皇太孫了解農家的艱辛，讓他以後作一位愛民的好皇帝，朱棣對朱瞻基的精心教導對朱瞻基以後成為著名的守成之君，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朱瞻基習武，又在翰林學士的指導下學習儒家學術。雖然他也有他父親的那種學習經籍和文學的天資，但作為一個青年，他尤其是一個傑出的武士。他的早慧引起了朱棣的注意。朱棣尚武，常帶朱瞻基離開京城和他的家庭去狩獵和進行軍事視察。

他的父親朱高熾在永樂二年（1403年）被指定為皇太子，朱瞻基也在永樂九年（1411年）被朱棣正式立為皇太孫。他進一步攻讀儒家的經籍和為政之道，此時主要由胡廣進行指導。這些課程深受重視，以致在他與其祖父公出時也不中斷。他父親為健康不佳所苦，而朱瞻基則長得健壯，生氣勃勃。15歲時，他被永樂帝帶去參加第二次遠征蒙古的戰役。他除了與其祖父關係密切外，還深深地敬慕他父親，常常保護他父親使其免遭兩個叔叔朱高煦和朱高燧的打擊。這一切引起了其他幾個叔父的警覺，他們對他的堅強的性格和他受朱棣的寵愛有很深的印象。

朱高熾登基不久，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十一月一日立朱瞻基為皇太子。在以後幾個月，朱瞻基的大部分時間在北京度過，但在次年四月，他父親派他到南京去幫助完成遷都的準備工作。朱高熾在五月二十八日患病時，朱瞻基被召回北京，但當他抵達時，皇帝已死去。於是他在26歲時成了新皇帝。

繼位為帝

朱瞻基在洪熙元年（1425年）六月二十七日正式登基，開始了宣德王朝。他放棄了他父親把朝廷遷回南京的計畫，仍留北京為帝都，這多半是因為他成長在此地，因而與朱棣一樣深切地關心北方的邊境。

朱高熾被立為太子很大程度上是沾了兒子的光，因此父子倆就成為了朱高煦等人的眼中釘，青年的朱瞻基也被捲入了這場爭鬥，但是憑著祖父對他的喜愛，憑著他的勇氣與睿智，他總是能夠幫助父親化險為夷，最終使朱高熾登上了皇帝的寶座。誰知父親的皇位還沒有坐熱，十個月之後就暴病去世了。當時朱瞻基正在南京，他的皇叔朱高煦準備在半路截殺太子，然後自立為帝。還有一種陰謀論，說是朱瞻基等不及父皇朱高熾傳位，謀殺了他，朱高熾的非自然死亡、朱高煦的措手不及、朱瞻基的從容即位是歷史留下的謎團，但可以肯定的是朱瞻基安全抵達京城。回到北京之後，他一方面妥善處理了父皇的後事，一方面加緊北京城的戒備，防止有人伺機作亂，然後從容登基，改第二年為宣德元年，開始了他的帝王生涯。

宣宗朝文有“三楊”、蹇義、夏原吉；武有英國公張輔，地方上又有像于謙、周忱這樣的巡撫，真是人才濟濟，這使得當時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經濟得到空前的發展，出現了即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之後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患病去世

朱瞻基在短期患病後於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1435年1月31日）意外地死去，終年38歲。

他在遺詔說道：

“朕以菲薄，獲嗣祖宗大位，兢兢夕惕懼，弗克負荷，蓋今十有一年矣，而德澤未洽於天下，心恆愧之。比者遘疾日臻彌留，夫死生常理，修短定數，惟不能光承列聖之洪業，終奉聖母皇太后之餋，中心念之，雖歿弗寧。長子皇太子祁鎮，天性純厚，仁明剛正，其嗣皇帝位，在廷文武之臣協心輔佐，務以安餋軍民為本，毋作聰明，以亂舊章。凡國家重務，皆上白皇太后、皇后，然後施行。中外大小臣僚各敬乃職，效忠嗣君，毋忝朝命。喪制悉遵皇考洪熙元年五月遺詔，毋改山陵，務儉約。宗室親王藩屏任重，謹守封國，各處總兵及鎮守官及衛所、府、州縣，悉心盡力，安撫軍民，勿擅離職，赴闕進香者，令佐貳幕職或遣官代行。兩廣、四川、雲南、貴州，七品以下衙門，並免進香，故茲詔諭，鹹使聞知。”

朱瞻基在位10年。他被尊為章皇帝，廟號宣宗。他留下二子二女及原配廢后胡氏（死於1443年）、繼後孫氏（死於1462年）和他母親張太后（死於1442年）。在臨終時，朱瞻基指定已在宣德三年（1428年）2月20日被定為皇太子的8歲的朱祁鎮為他的繼承人，就是後來的明英宗。張太皇太后領導一個攝政團，它一直統治到正統七年（1442年）她死去時為止。

為政舉措

朱瞻基在位時實行重農政策，賑荒懲貪。仁宣兩朝，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溥、楊榮執掌朝政，多有建樹。他們在位期間成為明朝皇帝歷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時期。史載：“仁宣之治，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谷應泰說：“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後世稱之為“仁宣之治”，比之於西漢“文景之治”。

政治

加強皇權

登基之後，擺在朱瞻基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朱元璋留下的外藩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建文、永樂、洪熙三朝都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朱瞻基即位之後，馬上著手整頓軍務，準備迎接來自強藩的挑戰。他的皇叔朱高煦在靖難之役中就戰功赫赫，很會帶兵，永樂朝被封樂安之後，就從沒有放棄武力奪取政權的野心，終於機會來了，朱高熾病逝，朱瞻基即位，國家動盪，皇帝年輕，正是造反得好時機，於是經過精心的準備後也像他的父親朱棣一樣扯起了“清君側”的大旗，矛頭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早已準備就緒的朱瞻基在大臣楊榮的建議下御駕親征，在聲勢上一下就壓倒了叛軍，以前同意與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幾路兵馬也都按兵不動，明軍很快包圍了樂安城，見大勢已去，朱高煦只得棄城投降，這次戰役以明軍的大獲全勝，生擒朱高煦而告終。群臣都勸朱瞻基將朱高煦正法，朱瞻基念其是藩王網開一面，沒有殺他，而是將他廢為庶人，軟禁在西安門內逍遙城。得勝之師回到北京後，朱瞻基馬上傳召給另外一個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權，朱高燧並沒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衛兵馬，就這樣明初近半個世紀的藩王問題在宣德朝終於得到了解決。

在朱瞻基的身邊，漢王朱高煦和趙王朱高燧一直沒有放棄爭奪皇位的念頭，時刻威脅著社會的安定。朱瞻基即位後，深知兩位皇叔久蓄異志，加強了對兩位皇叔的防範，但沒有採取強硬的行動宣宗射獵圖，反而重加賞賜，以禮相待。朱高煦認為少主新立，軟弱可欺，更加積極謀奪皇位。八月，朱高煦以為時機成熟，仿照朱棣起兵舉事，派人到京師秘密聯絡英國公張輔作內應，事發，陰謀為朝廷所知。起初，朱瞻基沒有派兵征討，而是修書一封派人送給朱高煦，規勸他罷兵。面對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亂，朱瞻基決定親征。皇帝親征的訊息極大地鼓舞了六軍將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來，動盪的局勢有所緩和。有人說朱高煦曾經請居南京，這次他會率兵攻取南京。朱瞻基則另有一番見解：濟南城池堅固，朱高煦不會冒險攻打；叛軍的家屬都在樂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會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樂安。正如朱瞻基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親征，竟然沒有了主意，在樂安束手待斃。朱瞻基令平叛大軍將樂安四面包圍，但沒有發動攻勢，而是將勸降信射入城中，繼續勸諭朱高煦出降。此時的朱高煦已經徹底絕望，私下派人來請降。叛軍中的王斌等人寧願戰死，堅決阻止 朱高煦投降。朱高煦嚇破了膽，從間道跑出來投降了朱瞻基。大臣請求將其立地正法，朱瞻基顧 及親情，沒有同意，而是將朱高煦押送回京，廢為庶人，禁錮在西安門內。班師回朝，朱瞻基特意將樂安改為武定州。這時他一定會想起當年祖父朱棣為了開拓自己的眼界，熟悉軍事， 帶著自己深入漠北，出征蒙古。

朱高燧這次沒有舉兵，並不是因為他突然改過自新。據《（弘治）徽州府志》記載，朱高燧對朱高煦的叛亂行為很是贊成，並且積極招呼漢王派來的聯絡使者。朱高燧府左長史胡永興力勸趙王不可造次，趙王根本不理睬。胡永興情急之下，派人在路上截殺朱高煦使者，燒掉來往信件，將朱高燧參與叛亂的痕跡銷毀了。這樣，朱高燧才能夠逃得一劫。假如朱高燧當時有所異動為朝廷所察的話，能否保存就是一個疑問了。不過，以朱瞻基對朱高燧的了解，他肯定知道朱高燧並不是那么安分。在他自己都想移軍彰德的情況下，能夠聽從相反的意見，保全朱高燧，這是很難得的政治家氣度。

朱高煦本來也可以保留性命的。朱瞻基在西安門內辟出囚室，械繫朱高煦於此。三年後，朱瞻基帶著內侍前去探望。不想朱高煦對自己的處境耿耿於懷，用腳將朱瞻基勾倒。朱瞻基驚魂未定，惱怒異常，命人將朱高煦罩在一個300斤重的銅缸下，四周圍以柴炭，放火將其活活燒死。銅缸都被燒化了，朱高煦的屍骨蕩然無存。漢王、趙王的威脅被解除，保證了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為明朝平穩順利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機。

任用賢臣

漢王朱高煦的叛亂能夠很快被平定，趙王朱高燧的危機得以圓滿解決，除了朱瞻基本身的因素外，還與他所重用的賢臣有很大的關係。在朱瞻基周圍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們為 “仁宣之治”的締造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楊士奇、楊榮、楊 溥、夏原吉、蹇義，其中前三人合稱“三楊”，尤為重要。楊榮像朱瞻基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長處，互相補充，“蹇義簡重善謀，楊榮明達有為，楊士奇博 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斷。事涉人才，則多從（蹇）義；事涉軍旅，則多從（楊）榮 ；事涉禮儀制度，則多從（楊）士奇；事涉民社，則多出（夏）原吉”。楊溥是個特殊的人物，性格內向，但操守很好，為眾大臣嘆服。

幾位重臣識大體，顧大局，能以國家大事為重，相互包容，不計較個人恩怨。據記載，楊榮辦事果斷，敢作敢為，對軍務很熟悉，只是不能潔身自好，多次接受邊將饋贈的良馬。朱瞻基聽說了，向楊士奇詢問。楊士奇力贊楊榮通曉軍務，是他和眾位朝臣所比不上的，不應該因為有這樣的小毛病就放棄不用。朱瞻基笑著告訴他，楊榮曾經在自己面前說他和夏原吉的壞話 。楊士奇聽後，沒有絲毫的怒意，反而對朱瞻基請求能夠像包容他一樣包容楊榮。後來楊榮知道了這件事，感覺十分慚愧，對不住楊士奇，便盡釋前嫌，相交甚歡。朱瞻基對這幾位重臣十分信任，對於他們提出的建議總是虛心接納，君臣之間的關係很是融洽 。“當是時，帝勵精圖治，（楊）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 每歲首，賜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

政府結構

朱瞻基保留了原來的政府結構，讓許多傑出的官員繼續效勞。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實踐中的確作了某些變動。這在內閣作用的改變和宦官參與行使行政權方面表現得很明顯。

由於朱高熾的改組，由翰林學士任職的內閣此時享有崇高的威望。自朱棣在位時起，人們所稱的內閣原來是一個諮詢機構，這時開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審議實權。三楊、金幼孜、黃淮分別在內閣中重新任職。他們不但官居一品，具有特殊的宮廷官銜，而且在外廷兼任尚書。例如，楊士奇保留了兵部尚書的官銜，黃淮和金幼孜分別保留戶部尚書和禮部尚書的頭銜。他們都得到新皇帝的尊敬和信任，這不但是因為他們曾是他的老師，而且他們還是前一代皇帝的有功之臣。他們由像吏部尚書蹇義和戶部尚書夏元吉等高級官員協助工作，夏元吉雖不是內閣成員，卻能參與決策。但除了這些人外，在宣德年間內閣很少添人。開國皇帝禁止給予這類顧問丞相頭銜的命令並不能阻止他們勢力的穩步發展，特別在他們得到皇帝堅定的支持後更是如此。

內閣的突出地位還因新的行政程式而得到加強：定期上朝覲見皇帝以討論較為迫切的政府事務。遵循明仁宗的先例，皇帝要他們直接向他呈遞密封的奏議以確定適當的行動。此外，皇帝採用了一種稱之為條旨或票擬的正規的辦事程式，程式規定大學士們審議官員呈遞的奏議，並提出適當答覆貼在每道草擬的詔令上以供御批。皇帝一般採納他們的建議，並將詔令分送給主管的部去貫徹；他並不再召他的顧問們進行複議，除非主要內容出現了爭議。這樣，內閣就成了皇帝和六部之間的橋樑，與以往相比，更成了決策的力量。它的領導人這時可以不與主管的部商議就提出建議，每當皇帝感到應該默認他們的決定時，這些決定就自動生效。

雖然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辦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進了宦官勢力的崛起。自明朝建立以來，他們作為皇帝的個人代表，一直在執行緊要的任務。朱元璋在位時，負責皇帝文書的司禮監太監不準與外廷的官署接觸，以防止宦官參與政事。建文帝和永樂帝也意識到可能出現的弊病，都遵循這一做法，嚴密地監視著宦官的活動。

朱瞻基也持同樣態度，但他一改以往的方式，而是在宮內為宦官提供正規的書本教育。宣德元年（1426年），後來宣德三年（1428年），皇帝指定翰林學士在內書堂教宦官，以使他們能夠處理檔案和正式與朝廷官員聯繫。雖然對宦官的正規教育從沒有像某些非官方史料斷言的那樣真正被禁止過，但這種做法仍是一反常規。主要的原因是皇帝需要信得過的奴僕去處理他私人的檔案。其他的集團都不能提供這樣的忠誠和機密性。每當皇帝並不簡單地採納大學士們提出的決定，他們關鍵性的作用就突出起來；這時司禮監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採取適當的行動。此外，各部一般不能與皇帝一起討論和複審宦官的建議，那些轉遞檔案的宦官就能在皇帝不知情的情況下上下其手。結果是，他們取得空前的機會去濫用皇帝的特權。

宣德年間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發展的結果。三楊因未能警告皇帝不要以他那種方式使用宦官而受到現代歷史學家的批評，但是宦官篡奪皇帝權力的能力歸根結蒂取決於皇帝本人的脾性。就朱瞻基而言，似乎能夠控制他們。他不但屢次下令減少宦官的採購和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導活動，而且他處決和嚴懲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但是，由於提供了正規教育和使用他們處理公文，他無意地為他們濫用權力開闢了道路。當某個皇帝寧願怠忽職守或不問政事時，宦官濫用權力的情況變得最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宦官最後便高踞在一個無強有力的領導和其權力體系也處於混亂狀態的官僚體制的頂點。結果，他們為後來明政府的敗壞而承受了大部分的責難。

改革行政

作為他的國內政治和社會改革的一部分，朱瞻基在政府的三個主要領域作出改變，它們是都察院、地方行政和軍事。朱瞻基繼承了一個貪污成風的都察院；後來他制定了幾項改造，並為它定下了新的任務。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誠實清廉的顧佐被任命為都御史，以取代劉觀，劉因任職期間（1415年—1428年）犯下許多罪行而被判刑。在以後的幾個月，北京和南京都察院的43名官員因不勝任而被罷官，接替的人都要經過嚴格的考查。總的辦事程式和組織都加以規定，都察院的職責也被擴大。新增的兩個主要任務是重建兵員花名冊和視察邊境各省。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間，專門規定了一些御史監察的任務，並在以後加以制度化。它們包括視察軍屯、建設項目和京營的情況，以及監督南直隸的徵稅和通過大運河至北京的漕運。

監察工作滲透到明代中央和地方各級行政以及外廷和內廷的所有領域；它的活動遍及民事、軍事、財政和司法幾個方面。它在監督行政工作的運轉和向皇帝進行政策進諫方面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間，御史們使240名以上的官員降職，並使其他一些官員任職、復職或得到提升。他們還呈上247份彈劾奏摺，至少揭發659名官員和其他17人，同時還呈上251份其他內容的奏議，向皇帝提出忠告和勸諫。

一般地說，經過宣德三年（1428年）的清洗，御史們變得更加幹練，在批評時更加直言無忌。他們還提出直率的忠告，不過在觸及皇帝私人行為的案件時，他們也會遲疑不決，因為擔心會帶來相應的處罰。雖然皇帝對他們表示尊敬，但他對玩忽職守和濫用職權的御史也是嚴厲的。這些人被降職、關押或流放；對他們不處死刑。

在地方行政中，宣德時期最重要的制度發展是地方治理開始從半正式向正式的體制過渡。在這個體制中，官員們被任命到各省擔任巡撫，其意義為“巡視安撫”；這個頭銜在英語中通常被譯作“總協調人”（grand coordinator），因為這類官員的職責是協調省的三司——按察司、布政司、都指揮使司的職能。這種省的行政體制的設立體現了以前幾代皇帝統治時期為了臨時任務由中央政府任命特任“巡撫”這一做法的變化。“巡撫”這一名稱已被太祖於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使用過，當時他派太子朱標去陝西執行類似的任務。成祖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也派26名高級朝廷官員進行安撫軍民的工作。不但著名的官員曾被專門授予巡撫或安撫的官銜，而且有些親王——包括登基前的明仁宗、明宣宗也被委任過。

關心民間疾苦和地方行政工作的朱瞻基遵循這些先例，在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派兩名高級官員到南直隸和浙江省去進行“巡撫”。當宣德五年（1430年），任期不限定的高級官員被委派去“巡撫”河南、陝西和四川的民政、司法和軍事工作時，體制的定形化過程仍在繼續；5年後，這類委派的任務包括了從甘肅至遼東的北方邊境的主要邊防地區。在承擔長期管轄這樣大的地區的任務時，這些專使實際上已把後來稱之為巡撫的職務制度化了。

但巡撫從未被承認為實質性的任命，而是把職權委諸同時在中央政府任正式官職的官員的一種專門的委任。這類官員通常是六部的侍郎，特別是兵部侍郎。後來他們被加授高級監察官員的空銜。此外，巡撫還被指定為兼提督軍務或參理軍務。當軍事在行政管理中日趨重要時這種情況變得更加普遍了，並且標誌著隨著軍事組織本身的退化文官逐漸地控制了軍事。巡撫制逐漸演變成後來稱之為總督的管理方式，總督意即被委任去處理涉及一個以上轄區的文職協調人。

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部右侍郎周忱（1381年—1452年）被指定去監督徵收、運輸從長江流域解往北京的漕糧時，“總督”這一官職名稱開始被使用，意即“監督”。這一先例在明英宗時得以制度化，這時這些專使之一擔任了巡撫和總督，具有明確的軍事責任。巡撫制和總督制都在明英宗時趨於成熟；它們成了明代行政等級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滿洲統治者為了加強對中國的控制，也繼而加以採用。

宣宗廢后

朱瞻基即位後想立貴妃孫氏為皇后，便用意開導胡皇后，讓她以有病為由辭掉皇后之位。朱瞻基由此廢了胡皇后而改立孫氏為皇后，胡氏居住別宮，但是朱瞻基並沒有虧待她，恩御進膳如常，每到宴會，必命她居於孫氏之上。

宦官參政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設定“內書堂”，教導宦官們讀書。後設司禮監秉筆太監，司禮監掌印太監。

仁政愛民

在對內的治國之道上，朱瞻基能夠實行安民、愛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統治的期間內，體恤民情，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宮九重， 思田裡三農”，這的確是關心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實心態。他繼續推行洪武朝以來的招人墾荒的政策，發展農業生產。宣德五年（1430年）三月，朱瞻基路經農田時，看見路旁有耕作的農民，於是他下馬詢問農作物的生長情況。他興致盎然，取來農民耕田的農具，親自犁地。沒推幾下，他停下來，回頭對身旁的大臣說，我只是推了三下就有不勝勞累的感覺 ，何況農民終年勞作。說完就命人賞賜農民錢鈔。他對農民的生活和處境是了解的，因此能夠在制定政策時考慮到他們的利益。同年六月，京畿地區發生了蝗災，朱瞻基派遣官員前去指揮消滅蝗蟲。他仍不放心，特意諭旨戶部，告誡他們往年負責捕蝗的官員害民的危害一點也不比蝗災小，因此要嚴禁杜絕這種事情的再次發生，還做有一首《捕蝗詩》頒給臣子。宣德七年，還減免了因遭受水災的嘉興、湖州等地。宣德八年也減免了不少災區地區的賦稅。

朱瞻基賜宦官銀皿。朱瞻基清楚，昏君濫用民力乃至亡國，隋煬帝就是個例子。朱瞻基以此為鑑，非常注意愛惜民力。在他統治的10年間，多次下旨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罷湖廣采木。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罷工部采木。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錦衣指揮鍾法保請採珠東莞，朱瞻基不但沒有同意，還認為他是想用這種擾民的事情為自己謀求利益，將他逮捕入獄。他還多次蠲免稅額、積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殘疾和戶內無丁力者的匠籍。

年號

宣德（1426年~1435年）， 使用10年，是其代號。明宣宗又稱宣德皇帝，其文化代表為宣德爐。

軍事

清除軍隊腐敗

朱瞻基試圖清除軍事的腐敗現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統治。在歷次征戰中，貪污的軍官只動員窮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徵券，在徵用物資時，向黎民百姓過分勒索。他們非法地使用士兵作為自己的私人奴僕，侵吞他們的軍餉和口糧，扣發他們的冬裝。這樣的非法勒索和苛刻待遇敗壞了士兵的士氣，助長了開小差，進而破壞了整個軍事組織和嚴重地降低了部隊的戰鬥力。

為了清除這些弊病和恢復軍事組織的紀律，朱瞻基從宣德元年（1426年）到三年（1428年）派出一批批的監察官員去視察和改進各省的軍事狀況。這些調查的一個目的是清查兵員花名冊，以確定各軍事單位實際的士兵人數和所需的軍餉和口糧，從而清除貪污的主要根源。這類使命稱之為清軍，從此成了御史們的正常任務。另外，朱瞻基在宣德三年（1428年）頒布了關於徵兵和扣押逃兵的新規定，條款從8條增至19條；四年（1429年）十月，他又增加了旨在清除營私舞弊的條款22條。同年，他為了表示對軍事和提高軍隊士氣的關心，在北京郊外舉行了一次王朝最令人難忘的公開軍事檢閱。京師在訓的部隊定期隨御駕巡視北方邊境和進行大規模的狩獵活動。

儘管這樣關注，軍事組織繼續受到管理不當、士氣下降和缺乏戰鬥力等問題的損害。根本的原因似乎是軍屯未能給部隊提供糧食以及世襲的軍事制度中存在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對中國社會來說）。軍隊不再像在永樂帝時代那樣經常征戰，戰鬥經驗很少。朱瞻基老是對犯罪軍官寬大處理，這是促成以上通病的一個因素。他斷言，他們缺乏教育，因而不能用正常的標準去衡量他們。明代軍隊的無能更趨嚴重；這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慘敗人數遠遠少於明軍的瓦剌蒙古人之手這件事中暴露無遺。儘管以後作了種種改革，明代軍事制度的基本弱點到明朝滅亡時仍未得到糾正。

北擊蒙古

朱瞻基擔心秋高馬肥時胡人侵犯邊疆，於是整頓兵馬，駐紮喜峰口以待敵軍。守將奏報兀良哈率領萬名鐵騎騷擾邊疆，朱瞻基精選鐵騎兵三千飛奔前往。敵軍望見遠處來軍，以為是戍守邊疆之兵，即以全軍來迎戰。朱瞻基命令將鐵騎分為兩路夾攻敵軍，並且親自射殺敵軍先鋒，殺死三人。兩翼飛失如雲，敵人不敢前進。繼而，朱瞻基又命連續發射神機銃，敵軍人馬死傷大半，剩下的全部潰逃。 朱瞻基用數百鐵騎直驅前行，敵人看到黃龍旗，才知道是皇帝親征，於是全部下馬拜倒在地請降，朱瞻基將這些人捆縛抓獲，大勝而歸。

撤兵安南

安南人黎利反叛，屢次打敗官軍。黎利請示朝廷，請求重新立陳氏之後為安南國王。朱瞻基認為國中疲憊，遠征無益，於是答應了他，冊封陳暠為安南國王，罷征南兵。後來黎利篡奪陳暠之位而自立為王。派人入朝納貢謝罪，請求皇帝冊封群臣。有人請求皇帝討伐黎利，朱瞻基不許，冊封黎利為安南國王。安南國也就是交趾國，自此以後朝貢不絕。

經濟

隨著政局的穩定，被戰亂破壞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會秩序，農業逐漸恢復，戶口與墾田逐漸增多，糧食產量增加，政府稅收增多，官營民營手工業陸續發展，商業城市增多，東西南北商業流通暢快，海外朝貢貿易往來活躍。

財政改革

宣德時期第三個重要的國內發展是重新組織財政和特別在長江下游諸如蘇州和松江等府採取救濟措施。如前所述，這些府負擔著很不公平的稅賦。有意在這個地區徵收懲罰性稅賦的洪武帝後來已下令進行減免；但甚至晚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蘇州的份額依然高達281萬擔，幾乎是全國田賦總數的1/10。松江的地只有蘇州的1/4，但田賦幾乎為後者的一半，占田賦收入的4.14％。朱棣在位時，平均每年的田賦收入提高約10％，以滿足遷都北京及歷次對外征戰、海外遠航的巨額支出需要。史籍沒有記載蘇、松新的田賦份額，但可以合理假定，它們的份額也相應地提高了。這些沉重的稅賦要求引起了巨額欠稅和債務，從而導致大量人口出逃和農民的貧困，特別是在永樂晚期自然災害襲擊這一區域時更是如此。

在永樂二十年（1422年）至1428年期間，松江欠稅每年高達幾百萬擔。朱瞻基的北京朝廷既依靠田賦作為歲入，又依靠從長江流域運送的糧食來供養北京。這些運送的糧食宣德元年（1426年）估計達239萬擔。正好兩年以後，運糧翻了一番以上，達548萬擔。因此造成這一極為重要的區域減產的欠稅和農戶出逃，成了一件越來越受到關心的大事。在這些府採用各種減稅免稅的計畫具有雙重目的：保持收入流入國庫，糧食運往北京。它們的實施還基於這樣的信念：帝國的富強取決於其農業人口的富足。

欽差大臣周乾的報告使朱瞻基對長江三角洲區域稅賦負擔的嚴重性有了清晰的認識，周乾是奉命去那裡調查財政狀況的。他的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的奏疏描繪了農民的逃亡、過多的欠稅以及由此造成的對當地居民和徵稅工作的嚴重影響。他提議減少官田的稅賦份額，清除稅吏的貪污行為，消滅當地官員的弊政。他請求朝廷指派幹練的官員去管理這些府的財政事務，並派專使去監督他們的工作。

朱瞻基的注意力被這種情況所吸引，朝廷進行了討論；大學士支持減稅，戶部官員則反對，因為擔心減稅後的影響。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皇帝下令全國減稅。十月，皇帝派幾個財政官員作為巡撫到各地總督稅糧徵收工作。當時的工部右侍郎周忱受權管理南直隸，其中包括蘇、松兩府。在以後幾年他和況鍾（1383年—1443年）在宣德的改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況鍾是一名同樣幹練的行政官和財政專家，在當年（1430年）六月任蘇州府知府。

周忱和況鍾在承擔新的責任時面臨艱巨的任務。特別在蘇州和松江，他們發現不但有巨額的欠稅以及官地和私地之間稅賦份額的差異，而且發現大規模逃亡以逃避沉重的稅賦負擔。例如，周忱注意到，蘇州府太倉縣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宣德七年（1432年）的40年中，納稅戶少了90％，只有738個納稅單位，而該縣負擔的稅賦份額則保持不變。但況鍾和周忱並不僅僅是不顧戶部的不斷阻撓而奉皇帝命令進行減稅。他們還開始實行旨在消滅稅吏徵稅中的不法行為和貪污腐化的一系列措施。

周忱在他的治地推行了至少5項重要的財政改革措施，因而受到稱讚：

1.征糧的衡量單位的標準化。這個措施防止稅吏欺騙和多收糧食。

2.每個縣設糧倉以貯藏地方行政官員監督下徵收的稅糧。這樣就能防止糧長在自己的私宅內囤積糧食。

3.對官田和私田的稅糧採用一種稱之為平米法的附加稅。這項附加稅用於運輸溯運河而上直達京師的糧食，附加稅的一切結餘都儲存起來用作緊急儲備。百姓可在運河河畔的方便地點繳納稅糧，另外繳納一種特定的附加稅，作為士兵們然後把糧食用船運至目的地的報償。這樣就能解除那些需要自己運輸的人的負擔。

4.在這些府的每個縣設濟農倉。它將儲藏地方官在豐年通過平糴法收集的餘糧，以便在自然災害或歉收時分發。

5.設立以“金花銀”或棉布繳納稅糧的制度，其特定的折換率定期調整。這個制度對平民和官府都大為方便，還直接刺激了南方各府貨幣經濟和紡織業的發展。

朝廷批准了其中的大部分建議，但它們的貫徹常常受到戶部和地方行政官員的阻撓。直到宣德八年（1433年），周忱和況鐘關於不折不扣地給蘇州減稅的要求才得到皇帝的批准，減免數相當於以前份額的1/4以上。對其他的府也相應地進行減稅，但周忱的其他大部分建議卻被戶部成功地否定了。

可是，周忱的改革在他死後仍在進行。他的其他計畫在正統帝1436年初期登基後被採用。還有一些計畫後來給張居正（1525—1582年）在長江下游諸省的財政改革提供了樣板。記錄表明，朱瞻基統治時期田賦年平均收入已下降到30182233擔，比明仁宗統治時期少8％，比永樂時期少5％。在正統時期，此數又進一步降低了10至15％，在以後明朝各代皇帝統治下，年平均徵收的稅糧始終在2500萬至2800萬擔之間。

要解釋這些數字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沒有關於耕地面積和納稅戶實際數的可靠材料；此外，也不存在分項目列出的國家收支數。的確，明代不存在國家“預算”。但是一般地說，在宣德期間農民似乎從全面的減稅中得到了益處，而國家由於大量減少支出，也能夠經得住收入的減少。但在以後幾代統治時期，情況有了變化。由於直線上升的行政和軍事支出，政府被迫加征附加稅以補充稅收的不足。這些附加稅轉過來造成了嚴重的新財政問題，這些問題使16世紀晚期張居正主持下的一條鞭法改革勢在必行。

文化

由三楊監修的這個時期的官方記載把朱瞻基描繪成一個擅長文藝和獻身於仁政的儒家君主。他不但試圖實踐儒家的原則，而且通過編寫為帝的指南《帝訓》（1428年）和類似的教誨官員的手冊《官箴》（1432年）而把儒家的原則留給後世。

朱瞻基雅尚翰墨。尤工於畫山水、人物、走獸、花鳥、草蟲等。書畫作品當作圖書贈重臣，上書年月及受賜者姓名，鈐“廣運之寶”、“武英殿寶”及“雍熙世人”等印章。在位10年中，聽從閣臣楊士奇、楊榮等建議，停止用兵交。重視整頓吏治和財政，實行為政以寬的措施，對宦官控制嚴格，改革科舉制度，史稱“仁宣之治”。圖書文化事業發展迅速。宣德八年(1433)他命楊士奇、楊榮於館閣中擇能書者10人，取五經、《說苑》之類，各類副本，分別貯藏於廣寒、清署二殿及瓊花島，以資觀覽。又建造“通集庫”、“皇史晟”以藏古籍、檔案。內閣藏書約2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占十三成，抄本占十七成。史稱“當是之時，典籍最盛”、“仁、宣二主，世既承平，文物益盛”。

外交

鄭和七下西洋

宣德五年（1431年1月），宣宗以以外番多不來朝貢為由，命令鄭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間，鄭和因勞累過度於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550人。這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

萬國來朝

朱瞻基登基後不久，明朝周邊的哈密回回、滿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數十國前來朝貢明朝，幾乎是每年都來。

蒙古

雖然在以前幾十年明朝經常遭受蒙古諸部落的騷擾，但朱瞻基在位時期的北方邊境還是比較平靜的。這種暫時平靜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阿魯台對東蒙古人的無可爭辯的領導已被永樂帝的無情征討所破壞。結果，部落領袖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對立。到朱棣去世時，阿魯台已經江河日下，因為重新振興的瓦剌人在脫懽（死於1439年或1440年）的領導下屢次侵入他的領地，迫使他東移。這樣，蒙古聯盟一分為二：阿魯台領導東蒙古人，脫懽領導西面的瓦剌諸部落。雙方戰爭不斷。阿魯台的領導權還受到在他控制下的兀良哈惕各衛的蒙古人的挑戰。在明仁宗統治時期，他們曾經徒勞地尋求中國人的援助去反對阿魯台。在這些威脅面前，阿魯台再次爭取與明朝廷和睦相處，他的提議得到熱情的回報。宣宗登基以後不久，阿魯台每年派遣納貢使團去北京，中國人則以珍貴的絲綢、緞子和其他的禮品回贈。明廷希望瓦剌萬一進攻時能夠從其處得到幫助，但阿魯台十分虛弱，不能成為一個有力的盟友。由於阿魯台的無能，兀良哈惕蒙古人受到鼓舞，不時威脅中國邊境。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當這夥人襲擊中國領土時，恰好皇帝率領3千騎兵視察邊境，親自擊退了侵犯者。

後來對邊防作了一些變動。在戰略要地開平衛之南，中國軍隊在薛祿將軍的率領下在一些城市構築防禦工事。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事完成後，薛祿建議把邊境防務集中在此，放棄開平的前沿戍區，以便縮短供應線。這個決定後來被認為是一個嚴重的戰略錯誤，因為它把幾百英里的地方暴露在蒙古人面前，同時又限制了中國軍隊，使他們越來越採取守勢。

同時在西面，瓦剌已經強大，並在宣德六年（1431年）擊敗阿魯台。此事促使兀良哈惕再次造反，但沒有成功。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納山之戰中，脫懽領導下的瓦剌部擊潰了阿魯台並把他殺死。瓦剌無可爭辯地成了蒙古的支配力量。這次勝利後，脫懽保持著與明廷的友好關係。當他野心勃勃的兒子也先（死於1455年）繼任瓦剌的領導權後，立即試圖在蒙古腹地建立瓦剌部落的霸權，局勢就完全改變了。

日本

朱瞻基在位期間，明廷設法改善與日本關係。朱瞻基恢復了與日本正式關係，由於日本將軍足利義持的敵意，這種關係在朱棣時已經處於冰點。宣德元年（1426年）、二年（1427年），朱瞻基單方面取消了關於納貢使團在永樂二年（1404年）的協定，以改善關係。他增加了準許來華貿易的船隻和人員。但足利義持繼續阻礙任何協定的達成。

不過，他的繼承者足利義教（統治期1429年—1432年）則對恢復關係表現了很大的興趣；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朱瞻基派宦官柴山攜帶一份給足利義教的詔書去琉球，建議恢復關係和增加批准的貿易量。詔書是通過琉球王的斡鏇而轉到日本的。足利義教對所提的內容感到欣慰，在九月派了一名具有中國血統的僧人龍室道淵帶領一個使團於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抵達北京，同時隨帶馬匹、甲冑、刀劍和其他土產等貢品。七月，中國皇帝回派一個使團護送日本使團回國，明朝使團在日本受到熱烈的接待。

這些互相往來的活動恢復了中日之間的官方關係，其間關係雖然偶爾發生破裂，但是一直維持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原因是雙方各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將軍及其繼承者願意合作，是因為日本人熱衷於在新的和更有利的制度下進行貿易，並且獲得了厚利。明廷希望在鎮壓倭寇方面取得將軍的幫助。明廷認為，他們未能達到目的是因為對方對他們慷慨大方的反應採取了半心半意的態度。但實際上將軍對海盜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

朝鮮

朱瞻基和李祹（1418年—1450年在位）都在位期間，中朝關係一直是親切的。雙方定期互派使團、互贈禮物，宣德元年（1426年）二月，皇帝命一名宦官率第一個使團去朝鮮。他贈朝鮮王絲綢，以回報這一年早些時候朝鮮王派使團帶禮物訪華的行動。下一年，另一個攜帶禮物的使團被派往朝鮮；這一次，皇帝要求5000匹馬以供軍用。要求很快被滿足。宣德四年（1429年）末，朱瞻基兩次照會朝鮮王，勸他不要再用他本國不生產的金銀器皿作為貢品，並且還要求不要再送除要求以外的任何珍奇動物——這個勸告在宣德七年（1432年）重申。八年（1433年）末，皇帝婉言謝絕了朝鮮王要求派學生來國子監攻讀的請求後，賜給他一套儒家的經史著作。這是朱瞻基最後一個派往朝鮮的官方使團。

根據明代史料，朱瞻基改善與朝鮮關係的願望，似乎是出於擴大中國的影響和取得戰馬的明確目的。但是朝鮮的記載《李朝實錄》透露，皇帝與其祖父永樂帝一樣，常常有除此以外的個人目的。宣德元年（1426年），明朝要求處女和宦官以充實皇帝的後宮，還要求女廚師以滿足皇帝對朝鮮佳肴的愛好。後來，中國人要求獵鷹、獵犬和豹，供皇帝玩賞。李祹親自選7名處女，並隨帶10名廚師、16名侍女和10名年輕的太監於宣德二年（1427年）八月離開漢城，兩星期後抵達北京。十一月，應明朝廷的要求，另一著名的美女也被送去。宣德四年（1429年），皇帝要求並收納了另11名廚師，以及大量的魚和泡菜；類似的要求一直繼續到宣德九年（1434年），直到十年（1435年）四月，即朱瞻基死後2個月，53名已在中國住了10年並希望離開的朝鮮婦女才被送回國。這些事件反映了明朝對外關係的另一面，這一面引起了朝鮮的強烈不滿。

東南亞

朱瞻基在繼續他父親的收縮政策時，只和朱棣時期定期前來納貢的南亞和東南亞諸國保持例行的接觸，按來朝次數多寡排列，它們包括：占城（8次）、爪窪（6次）、暹羅（6次）、蘇門答剌（4次）；來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錫蘭、古里、阿丹和阿拉伯等國。在維持這些關係的同時，皇帝還繼續執行不準中國人出海到國外定居或經商的更早時期的禁令。其目的是加強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盜的騷擾，以及保持一切對外貿易的官方壟斷。這些不現實的禁令失敗了，因為在執行時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難。

在這些有節制的關係中，一度短暫地恢復了皇帝主辦的海上航行。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朱瞻基命鄭和指揮第7次、也是最後一次南洋的航行。重新集結的艦隊直到1年半以後才離開福建。按照皇帝的構想，它們的使命是恢復朱棣促進的納貢關係。艦隊沿著熟悉的航線重新訪問了約20個國家，航行遠及阿拉伯半島以及東北非洲沿岸。如同以往那樣，它們帶回了攜帶寶石和異國動物等禮品的外國使團。這時已60多歲的鄭和於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回國，沒有親自訪問每個國家。有些次要的使命交由他的助手去完成。宦官洪保從古里前往麥加，王景弘在鄭和本人帶領艦隊主力回國後於九年（1434年）帶了一部分艦隊駛往蘇門答剌和爪窪。宣德八年（1433年）出現了海外使團前往北京的另一個高潮，其中15個使團來自南洋、波斯灣和東北非洲。

朱瞻基為什麼重新推動、然後又中斷鄭和的遠航，其原因至今不清楚。對此曾作出過種種解釋：國家資源的大量耗費、楊士奇和夏元吉的起作用的反對、對北方邊境防禦的日益增加的關心、永樂帝死後明朝海軍力量的衰落。這些因素的綜合肯定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很顯然，當朱瞻基下令恢復遠航時，他不顧朝廷的反對。在反對遠航最為激烈的楊士奇死後不久他作出這一決定的目的可能是抵消在安南大敗的影響和恢復中國在納貢屬國中的威信。但是這些冒險行動引起的反對依然存在，他以後幾代皇帝就沒有認真考慮進一步的遠航了。

雖然明朝廷有充分理由中斷海外擴張，但其影響是深遠的。這項決定嚴重地影響海軍建制的力量和士氣，削弱了它的沿海防禦能力。這從而促成了日本海盜在下一個世紀的進一步的掠奪。最後，明朝從印度洋和南洋的撤退切斷了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聯繫，而此時歐洲列強正開始進入印度洋。朱瞻基統治時期不但標誌著中國在歐洲水域的統治地位的結束，而且是明帝國孤立於國際事務的開始.

社會

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受到封建專制制度多方面的阻撓。其中明政府對手工業者和商人的種種壓制掠奪。

民間傳說朱瞻基喜好私訪，因其教育是以儒家為主，故其本人對經商的人也很反感，經常給以打壓，使商業很難發展。

救濟措施

朱瞻基對影響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旱澇和蝗蟲災害的報告的反應是迅速的。在正常的制度範圍內，他對受災區採用各種各樣的救災措施，諸如免稅一至二年，減收田賦二至四成，分發免費的糧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難民重返家園。為了保證取得理想的結果，皇帝鼓勵地方官員履行自己的職責，並常常派欽差大臣去各受災區監督工作的進行。歷史學家一般都盛讚宣德帝全心全意地關心人民的福利。

掃黃運動

明朝初至中葉娼妓業尤為發達。許多達官顯貴不問朝政國事，沉溺於歌舞昇平、燈紅酒綠之中；名流賢達狎妓冶遊、尋歡作樂。後來，還出現了研究、評價妓女的《嫖經》，成為當時的狎妓指南。當時妓女滿布天下，大都會有數以千計之多，就是窮鄉僻壤，也不乏其人。

宣德四年（1429年）秋天，30歲的朱瞻基受夠了。他稱帝時，國家政綱鬆弛，官員日益腐敗淫逸，終日紙醉金迷，縱情享樂。朱瞻基終於無法忍受滿朝文武的生活作風日益敗壞，決定在全國裁汰官妓，嚴肅法紀，阻止帝國官員們沉溺於腐朽荒淫的私生活。

朱瞻基發動的這個行動是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掃黃運動。他下令查封了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大批妓院，廢除了原有的官妓制度，禁止官員攜妓宿娼。但對民間娼妓業卻沒有什麼限制。當時朱瞻基的掃黃主旨，是為了鞏固帝業不被顛覆，官吏不嫖娼，使所謂“父母官”的形象更為正面。因此，此次掃黃只對官員們起了一點威懾作用而已。

他的措施果斷而不容置疑，將大明兩京一十三省經營了數十年的官營妓院全部革除，嚴令御史糾察官員德行品性，膽敢違令狎妓宿娼者，必然罷職，永不敘用。而士子嫖妓，也要受處罰，甚至在科考中不予錄用。對明代開國即繁榮兩京的國營妓院酒樓來說，這一禁令無疑是災難性的。其後不久，曾經繁華靡麗的教坊女肆半行拆毀，歌樓舞館，化為廢井荒池。

但是對文武百官而言，緊張的氣氛只在暫時。雖然官妓被取締，官員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入妓院，但是他們在家中仍然蓄養女樂家妓，查無可查，禁無可禁。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朱瞻基駕崩。在朱瞻基短暫的作風整頓之後，明朝上下百官被壓抑的酒色之欲迅速反彈，整個社會“淫風大熾”。

朱瞻基掃黃運動的失敗，後來秦淮風月的繁榮昌盛，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

軼事典故

君臣融洽

朱瞻基是就明代整個皇帝的素質而言他算是一位比較賢德的皇帝了。宣德間，君臣關係相當的融洽，在此略舉一例：朱瞻基夜訪大學士楊士奇的家。

宣德六年七月的一天，“漏下十二刻，從四騎至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曰：‘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

皇帝有話想與大臣說，完全可以將其詔進宮中，而他卻跑到人家家裡去了，並且在深更半夜。如果二者沒有較為親密的關係，這一點是不可能做到的。明人焦竑在論及此事時更富有情味：宣德中，駕幸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警起，朝服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上所在，惟向北拜不已。上方倚闌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

一句“士奇，朕在此”，彰顯出君臣的和諧之處。

促織天子

朱瞻基品行上的瑕疵通常在野史里和一些文學作品中有記錄。比如，他喜好促織，有“太平天子，促織皇帝”之名。促織者，蟋蟀也，民間叫蛐蛐。稱“太平天子”尚好，呼“促織皇帝”好像就不太中聽了吧。而且他“好促織”的有點過了頭，明人呂毖《明朝小史》里載：

帝酷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時楓橋一糧長，以郡督遣，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蟲，必異，竊視之，乃躍去。妻懼，自經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焉。

清人蒲松齡《聊齋志異·促織》中有一句：“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說宮中尚此戲，其實就是在說皇帝的個人嗜好。君王可以有點愛好，但因為個人愛好，致勞民傷才，並且搞的小民家破人亡，顯然就不是有德之君的所為了。除此之外，朱瞻基還有一些不德的表現，比如，他好房中術，曾向太醫院一位太醫索要這方面的書，這位太醫比較正直，告訴他，他是看病的，先輩（指太醫院）傳下來的也都是些醫書，沒有那類的書。這讓朱瞻基極為不滿，於是他就令人把這位太醫偷偷的抓起來關在監獄裡，不讓外人知道。太醫的家人也感到蹊蹺，就托人打聽。得知真相之後，太醫的家人也不敢聲張，只能苦苦的等。那位太醫被關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