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年表

1885年，出生。

1909年，被保送到保定軍咨府軍官學校（後改名陸軍大學）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官，歷時五年。

1920年，南下廣州，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軍政府，任粵軍第一師副官長，後任師參謀長。

1922年，兼任第一師代理師長。

1923年，升任第一師師長兼參謀長，併兼任西江善後督辦，大元帥大本營西江辦事處處長等職。

1924年，被任命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

1926年，在國家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候補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

1927年，到上海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反共會議。

1932年，曾組織“抗日軍人聯合會”，圖謀反蔣，未成。

1933年，被蔣介石第二次“永遠開除黨籍”。

1937年，後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等職，還被授予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1944年，在家鄉廣西蒼梧組織抗日武裝，開展敵後游擊戰。

1945年，被選為（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1946年，成立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並被推選為主席。

1947 年，被國民黨中央以“背叛黨國”的罪名第三次“永遠開除黨籍”，並被“全國通緝”。

1948年，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1949年，代表民革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954年，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1959年10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年少立志

1885年，李濟深出生於廣西蒼梧縣大坡鄉的一個貧困農民家庭。

1909年被保送到設在保定的軍咨府軍官學校（後改名陸軍大學）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官，歷時五年。

1911年辛亥武昌起義爆發當晚，李濟深為阻止清軍南下鎮壓革命運動，和同寢室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六弟何貫中等同學行動起來，破壞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鐵橋，成功阻止了清軍南下鎮壓革命運動，為革命黨人贏得了寶貴的準備時間；1911年底，他聞知廣東軍政府組織北伐軍討伐清政府後，滿腔熱情地到上海，找到軍長姚雨平，要求參加戰鬥。此時，姚雨平正為部隊缺乏軍事人才而著急，李濟深的到來恰似雪中送炭，立即被姚雨平委任為作戰參謀，直接參與全軍作戰計畫的制定和指揮工作。姚雨平率領的廣東軍是北伐軍中的主力部隊，奉孫中山令，沿津浦鐵路向北進攻。在北伐過程中，李濟深初步展示了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他積極協助姚雨平整編軍隊，認真制定作戰計畫。為了使作戰計畫更加詳細與周全，他親自到前線偵察地形，選擇行軍路線。他主動請纓，直接到前線指揮作戰，在固鎮、宿州、徐州三次大敗清軍的戰鬥中，立下了赫赫戰功。津浦線主戰場的節節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各路北伐軍，迫使清宣統皇帝宣布退位，袁世凱實行南北議和。李濟深因為在作戰中有勇有謀，戰功卓著，被姚雨平破格提拔為第22師參謀長。

1914年，李濟深以優異成績在陸軍大學畢業後，不但被留校任教，還在陸軍部軍學司擔任職務。在任教期間，李濟深充分展現了他深厚的軍事理論素養，悉心培養了一大批高級軍事人才。許多人後來成為民國時期赫赫有名的高級將官。如任國民政府國防部長的徐永昌，廣西省主席、集團軍司令的黃旭初等，都是他的學生。因此，李濟深在軍政界聲望極高，有“全國陸軍皆後學，兩粵名將盡門生”的聲譽。

1920年，李濟深南下廣州，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軍政府，任粵軍第一師副官長，後任師參謀長。1922年，第一師師長鄧鏗被刺身亡後，兼任代理師長。1923年以後，正式升任為第一師師長兼參謀長，併兼任西江善後督辦，大元帥大本營西江辦事處處長等。

1924年1月，孫中山決定創辦黃埔軍校，李濟深被任命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委員長蔣介石）。2月，任黃埔軍校教練部臨時主任。3月，又任軍構入伍試驗委員會代理委員長。當時，李濟深因還在西江練兵，這些工作都由鄧演達代理，5月，李濟深被孫中山任命為黃埔軍校教練部少將主任。

1925年 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後，粵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李濟深升任軍長，並晉級為陸軍上將。10月，參加第二次東征，任東征軍第二縱隊縱隊長。隨後又任國民革命軍南路總指揮。率陳銘樞、張發奎等部南征雷州半島和瓊州。對廣州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和鞏固作了貢獻。

1926年 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濟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候補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4月，又兼任黃埔軍校副校長。7月，國民革命軍舉行北伐，李濟深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上將總參謀長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後方留守主任，並代行總司令職權（總司令蔣介石在前方指揮作戰）。此外，還兼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廣東省政府軍事廳廳長、黃埔軍校副校長、第四軍軍長等職，總攬廣東黨政軍全權。所部第四軍兩個師和葉挺獨立團，由副軍長陳可鈺率領，參加北伐，攻必克，戰必勝，使第四軍獲得“鐵軍”光榮稱號。

1927年4月初，李濟深和古應芬到上海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反共會議。會後，返回廣州，發動“四·一五”政變，派軍隊包圍中華全國總工會廣東辦事處和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查封工會、農會、學生會等革命團體，殺害鄧培、蕭楚女、熊雄等兩千多名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後，李濟深擔任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主席、廣東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軍總指揮。9月，國民黨寧、漢、滬三方合流後，又任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曾派重兵圍攻進入潮汕的八一南昌起義軍。

聯共反蔣

1929年3月，在蔣介石和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之間爆發蔣桂戰爭。3月15日，蔣介石以夥同李宗仁、白崇禧“分頭髮難，謀反黨國”的罪名，將李濟深扣押，軟禁於南京湯山，剝奪軍政大權，並“永遠開除黨籍”。

1931年 “九·一八”事變後，李濟深被釋放。11月，在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李濟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並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辦公廳主任和訓練總監。但李濟深沒有接受蔣介石的收買，不久離開南京到廣州，開始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政治活動。

1932年組織“抗日軍人聯合會”，圖謀反蔣，未成。後又聯合方鼎英、陳銘樞等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為當時擁胡反蔣的軍事首領。5月，李濟深被任命為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坐鎮蚌埠，他委派黃埔進步學生劉廣、秦湘溥、曾致祖三人為上校參議，並委派他們外出視察工作，蔣介石深為提防，他們三人在武漢時，蔣介石特務組織“藍衣社”武漢小組將他們秘密逮捕並殺害。李濟深獲悉後，寫下長信痛罵蔣介石，並憤然與蔣絕交，然後辭職不乾。不久李濟深去香港，第二年走上公開反蔣的道路，即“福建事變”。

事變期間，李濟深、陳銘樞曾通過蔡廷鍇，派人至閩西前線與紅軍商談合作反蔣抗日的事宜。當時，雙方代表共同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但“左”傾路線執行者王明認為李濟深是“軍閥”，“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機”，因而雙方未能實現合作。蔣介石趁機重兵鎮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3個月內就失敗了。後來，毛澤東評論此事，認為中共是“痛失良機，良機痛失”。

1933年10月23日，蔣介石召開國民黨中常會，將李濟深第二次“永遠開除黨籍”。11月20日，李濟深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率領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反蔣軍事政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與紅軍簽訂反蔣抗日軍事協定。從此開始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李濟深被選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不久，福建事變被蔣介石鎮壓，李濟深逃亡香港。後又在香港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出版《大眾日報》，繼續進行反蔣抗日宣傳。

擁蔣抗日

1935年7月25日，李濟深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原十九路軍將領在香港建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簡稱“大同盟”，李濟深為主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李濟深向全國通電反對內戰，分别致信宋慶齡、何香凝、張群和吳稚暉，力促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李濟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張的“逼蔣抗日”。“父親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就主動上廬山和同是民主派的馮玉祥一起找蔣介石面談，說蔣介石如果不立即對日作戰，他們就以政治家地位與蔣介石對峙；如蔣介石執行抗戰，他們就以軍人的地位服從他的驅策。”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李濟深回響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主張國共合作，一致抗日，蔣介石鑒於全國的抗日形勢，撤銷對李濟深的通緝令，並任命李濟深先後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等職，還授予李濟深陸軍一級上將軍銜。新四軍成立後，李濟深希望將“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所聯繫的地方武裝，編入新四軍戰鬥行列，參加抗戰。他派李任夫與葉挺接洽，葉挺十分歡迎，當即將表冊等送軍政部轉蔣介石核示，結果被拒絕了。

1938年8月，抗戰形勢日趨嚴峻，李濟深等人發表宣言，號召盟員擁護政府，抗戰到底。同年10月，服從蔣介石命令，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

組建民革

1944年桂林淪陷後，他和一部分軍人和進步人士，在家鄉廣西組織抗日武裝，開展敵後游擊戰。

1945年5月，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濟深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李濟深聯絡馮玉祥等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曾兩次在廬山與蔣介石面談，批評蔣的內戰政策。

1946年3月至4月，李濟深聯絡李章達、蔡廷鍇等先後兩次會晤，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並被推選為主席。7月31日國民革命政府授任周濂、李濟深、但懋辛、李杜、張鍅、石敬亭、郭汝棟、金漢鼎等八人為國民革命軍上將（均為非現役將領，並予退為備役）。同時，蔣介石三次邀請李濟深到廬山，李濟深對蔣介石徹底絕望後留下一封長達19頁的萬言書，力勸蔣介石停止內戰。他以送兒子李沛金出國之名到了上海，並且秘密會見了孫夫人宋慶齡和中共的董必武，向他們徵求了組建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意見。得到二人首肯後，李濟深決定到香港組建民革。

1947年2月，李濟深一家遷往香港。此時他已公開打出反蔣旗幟。3月9日，李濟深在香港發表《對時局意見》，號召國民黨內“每一個對國家負有責任感的人”，都應勇敢地站出來“改正黨內反動派的錯誤政策”。該文見諸報端之後，在國內外激起千層浪，蔣介石大為光火，5月，國民黨中央以“背叛黨國”的罪名，將李濟深第三次“永遠開除黨籍”，並下令“全國通緝”。李濟深卻僅僅一笑置之。事實上，就在李濟深抵港後，他就在著手創建一個國民黨民主派組織。

1947年5月4日，李濟深邀請何香凝、蔡廷鍇等人到他的寓所聚會，商討醞釀已久的建立國民黨民主派革命組織問題。會上決定，由李濟深、何香凝聯名寫信給上海的“民聯”（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負責人譚平山、柳亞子、郭春濤、、封裔忠、陳銘樞，邀請他們來香港共商大計。這封信最後被寫在一塊巴掌大的綢巾上，縫在衣服襯裡。當年10月份，譚平山、柳亞子、陳銘樞等人陸續抵達香港。

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宋慶齡被推選為名譽主席，李濟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5月5日，發表通電，代表民革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關於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五一”號召。12月，應中共中央邀請離開香港北上，到達東北解放區。

民革成立之後，李濟深便發動了一系列旨在分化瓦解國民黨、推翻獨裁統治的活動。他先後發表《鞏固統一戰線，粉碎和平陰謀》、《反抗兇殘的掠奪》等文章，揭露蔣介石獨裁政府罪行，號召人民堅決起來鬥爭。

他還去函勸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指出當機立斷與美蔣決裂，向人民靠攏，才是唯一出路。1948年底，他親筆寫信給白崇禧“革命進展至此，似不應再有所徘徊觀望之餘地……望站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立場，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反獨裁、反戡亂主張，贊成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立即行動，號召全國化干戈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

除策反工作外，李濟深還派人在四川、西康、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浙江等國民黨統治區組織反蔣武裝，積極開展游擊戰爭，動搖國民黨後方的反動統治，配合人民解放戰爭。

同時，他還堅決反對美國援蔣。1948年10月22日，他一度聯合在港的八個民主黨派，為美帝侵華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控訴書》，揭露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美國政府援助蔣介石打內戰和侵略中國的事實，要求聯合國促成美國政府立即撤退在華美軍，停止援助蔣政府，並廢除一切中美不平等條約。

籌建政協

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了“五一口號”，並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親自致信李濟深、沈鈞儒等民主人士，提出加強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的合作、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問題。一接到這封信，李濟深和沈鈞儒均非常高興，表示會完全支持毛澤東的建議並立即回響。

事實上，當時的政界，走“第三條道路”的呼聲一度很高。1948年6月，宋子文親自到香港約李面談，希望與李濟深合作，疏通張發奎、余漢謀、薛岳、龍雲及原十九路軍舊部和桂系地方勢力，在廣東另組政府，重舉孫中山旗幟，推翻蔣介石，由廣東政府直接與中共談判。

1948年秋，美國政府也派遣曾任國民黨招商局局長的蔡增基專程來港充當說客，想說動李濟深出面組織一個新政府，由美國給予支持，以代替蔣介石政府。後來，美國總統還派一個記者身份的人找李濟深，再次提議成立“第三政府”，李濟深都堅決予以拒絕。

1948年秋，中共中央多次邀請李濟深去解放區參加新政協會議和聯合政府。當時李濟深在香港的活動已成效顯著，但由於籌備新政協的工作正緊鑼密鼓進行，李濟深名列中共邀請名單的首位。在何香凝等人的推動之下，李濟深決定與朱蘊山、吳茂蓀、梅龔彬、李民欣一同北上。當時的國民黨特務和港英政府對於共產黨護送民主人士北上，多方阻撓。他們都認為只要把李濟深扣住在香港，就不失為一個重要的籌碼。為此，潘漢年曾專門向李濟深秘密通報周恩來的指示及安排他北上的準備工作。

當時周恩來親自安排，租了一艘從香港直航大連的蘇聯貨輪，為了不引起注意，登船時間也被安排在年末假日期間。當時正是聖誕節的第二天，全香港都沉浸在過節氛圍之中，就連設在李濟深家周圍的暗探也有點心不在焉。當晚，在潘漢年和錢之光等人的周密安排下，李濟深與朱蘊山、吳茂蓀等人，登上一艘小遊艇，還帶了酒菜，裝著泛舟遊覽的樣子，在維多利亞港間流連。一個多小時後，趁著天色漸暗，小遊艇悄悄靠上蘇聯貨輪“阿爾丹號”，李濟深迅速登上船。章乃器、茅盾夫婦、彭澤民、鄧初民、施復亮、洪深、馬敘倫等人已與之在船上會合。當天晚上，貨輪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香港。10多天的航行過後，順利抵達大連碼頭。

1948年1月14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致電李濟深：“聞公抵沈，敬表歡迎。”同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對中共中央提出的與國民党進行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表示完全的支持。

1948年2月3日，李濟深致電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表示願以自己的一切言論和行動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張。

1949年6月15日，在人民解放戰爭的凱歌聲中，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開幕，開幕式上，抑制不住激動的李濟深代表民革發表講話，他說：“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是建設一個符合人民願望的新中國的開始，我們是以非常的歡欣鼓舞的心情來參加的。”【註：1949年11月、1956年2月和1958年11月，在民革第二、三、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濟深均當選為民革中央主席。】

1952年與葉恭綽等人聯名致信毛澤東，呼籲保護北京廣東新舊兩義園的民族英雄袁崇煥遺墓，使袁墓古蹟得以保存。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盼國統一

新政協會議後正式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當選為政府主席，李濟深與朱德、宋慶齡等6人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國成立後，李濟深先生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積極從事國家政權建設。他真誠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同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在制定大政方針，推進社會主義事業，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促進祖國統一，增強同各國人民的友誼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59年10月9日，李濟深因病與世長辭，彌留之際他留下了“我與人民宏願在，及身要見九州同”的詩句。